【文/新潮觀魚】

《小小的我》是一部有些特殊的影片。

作為一部以腦癱殘障人士為主角，帶有公益性質的低成本親情題材電影，能夠在元旦檔期超越商業(yè)犯罪片《誤殺3》位居票房榜首，并且獲得大范圍的關注，兩位主演的貢獻不能被忽視。

簡而言之，這是一部講述“姥姥和外孫”的故事，也是一個聚焦殘障人士內(nèi)心世界和祖孫三代代際親情和沖突的故事。飾演外婆的林曉杰憑借高超的演技實現(xiàn)了人設、外貌甚至語言的“劇拋”——很多人到最后都沒能確定她就是《漫長的季節(jié)》里的“王陽媽媽”。

林曉杰在《漫長的季節(jié)》（左）和《小小的我》（右）中飾演了一南一北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女性角色

而我國當代“雞娃”賽道上最優(yōu)秀的成果之一易烊千璽也憑借這部電影在職業(yè)生涯“雞自己”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了。預告片中，他飾演的劉春和佝僂扭曲的背影艱難地行走，讓觀眾拋開了他電影之外的“本體”迅速入戲；他同樣靠表演技巧改變了聲音甚至容貌，預告片最后一個回眸帶來的沖擊力讓很多人無論是驚訝抑或好奇，走進了電影院，也走進了腦癱患者劉春和矛盾的青春。

拋開電影本身在故事設置和人物塑造上的一些問題，這部電影最大的優(yōu)點在于在一個平淡的故事結構里走出了某種描寫殘障人士的舒適區(qū)——與其說是“走出舒適區(qū)”，不如更直白地說是“帶來不適感”。這種“不適感”也許是電影傳遞的最值得我們思考的東西。

影視作品中出現(xiàn)的殘障人士形象有很多，但很多情況下創(chuàng)作者更傾向于把他們塑造成——或者說我們更希望看到他們是——那種善良、堅韌、溫和、安靜、與命運和解，并且有著某種“大智慧”的人。在鏡頭里，他們往往躺在床上或坐在輪椅里，不會把身心的殘缺、生活的不便那種在視覺上很殘酷的東西表現(xiàn)出來。所以，“啞女”是以往文學影視作品中特別愛描寫的殘疾人形象——她們既是柔弱的、能激起同情和憐憫的，又是“沉靜”的、外表“美麗無瑕”的，不會因為視覺上的“殘缺”而帶來不適的，反而進入了某種傳統(tǒng)審美的舒適區(qū)。

《功夫》里讓男主念念不忘的美麗“啞女”

但這不是真正的殘障人士，只是根據(jù)“正?！比耸康男枨蠛涂贪逵∠笏茉斐鰜淼目腕w。

在電影《無名之輩》中，任素汐就曾經(jīng)塑造了一個非常出彩的“非常規(guī)”殘疾人形象——無論是因為長期高位截癱而萎縮扭曲的身體，生理上的不便還是內(nèi)心的憤恨、不甘、暴躁的脾氣和攻擊性很強的語言，都讓這個形象比以往帶著濾鏡的殘障人士更有張力、更有“戲”?！缎⌒〉奈摇分械哪兄鲃⒋汉褪且粋€在此基礎上升級版的“鋒芒畢露”的殘障人士。

電影《無名之輩》中任素汐飾演了一個不那么“和善”的殘障人士

在很多觀眾的初印象中，20歲的劉春和算不上“悲慘”——他有著愛他的家人，事無巨細的媽媽和可愛風趣的外婆；他還有著聰明的頭腦和高出一本線幾十分的成績，上個好大學完全沒有問題；他有滿屋子的書，是一個知識儲備和精神世界都很豐富的詩人；在這個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達的時代，他用手機、電腦可以娛樂、社交、工作，憑借前面幾點甚至可以比很多普通人做得還好——只要他不出現(xiàn)在其他人面前。

而劉春和寫了遺書，在電影的第一幕艱難地走上天臺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接下來，在故事中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不合時宜地打破人們對于腦癱患者接受的“舒適區(qū)”——違背媽媽的要求獨自去外地上大學，面試輔導機構，在臺下小朋友的嘲笑聲中試講，應聘需要日常待人接物的咖啡師，當著所有顧客表演“報菜名”，在老年樂隊里當鼓手，和前任鼓手PK；投訴公交車司機，并在公交集團開會向他道歉時不接受；最最重要的是，他像其他20歲男生一樣愛上了一個漂亮姑娘，并且直言不諱表達對她的性幻想……

所有這些都是普通人認為的“何必呢”“你沒有必要做”“你肯定做不來的”，甚至如果是苛刻一點的觀眾不會產(chǎn)生“同情”而是會產(chǎn)生“不適感”。尤其是他涉及到“性欲”的感情戲，一經(jīng)上映讓很多人難以接受，除了圍繞女孩的劇情交代不清的硬傷，也少不了很多人心中對劉春和這樣一個人物“越界”的偏見。

“我不歧視你們，但你們也別在我面前晃悠”，這是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主流群體對于少數(shù)群體的態(tài)度。他們?yōu)樽约旱摹伴_明”所感動，但這樣居高臨下的接受和要求卻是少數(shù)群體內(nèi)心一根深深的刺。然而如果他們反叛這樣的邊界，就很容易被反噬，批判他們“矯情”“要得太多”。

“中國有8000萬殘疾人，我們卻很少在大街上見到他們?！?

劉春和的外表由于疾病原因常常被人認為是傻子，當電影中外婆把他帶出來參加社交時，要不時地向別人解釋：“娃兒不是瓜滴”；劉春和只是笑笑，然后兀自干“大人才能做的事”——喝酒，喝得醉醺醺地被抬回家。

他不愿意做一個“永遠的孩子”，穿著兒童T恤，戴著電話手表，接受家人的照顧，雖然愛他的家人愿意這樣做；他因為外表被人認為是憨厚、包容、傻得可以逗一逗，但其實內(nèi)心敏感、犀利、憤世嫉俗。這讓我想起了女詩人余秀華，同樣是腦癱患者，她身上有著和劉春和類似的狂野氣質，無視別人的嘲笑和鄙夷，放肆大膽地用文字說著“越界”的語言，干著“越界”的行為，去尋求更激烈的生命體驗。

詩人余秀華的“出位”一直讓她飽受爭議，但她的才華同時吸引了一批簇擁者

和外婆反復強調“孩子不是傻子”相對應，劉春和在影片中反復說的一句話是：“我是一個正常的20歲成年男性”。正常，意味著不用特別高尚，也不會特別卑劣，不需要特別的照顧，也不會受到太多的注意，別人做的事自己也可以很自然地做——雖然這很難，但是卻是包括但不限于殘疾人的很多人的渴望。

就像那個網(wǎng)絡上流傳的“余華帶史鐵生踢足球”的段子：

“自從我殘廢了，家人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腿；只有余華，帶著我去踢足球，還讓我當守門員，他不僅沒把我當成廢人，還沒當成人！”（史鐵生《扶輪問路》）

希望現(xiàn)實中的每一個劉春和都有更多的愛和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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