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王?！?nbsp;   

日前繼王毅外長應邀訪問日本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結束了他的訪美行程。一般說來，安倍訪美沒什么實質的成果，還不如中日關系緩和來得重要。

在過去，借著TPP(《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jīng)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的進行，以及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時機，日本曾經(jīng)使出釣魚島“國有化”這一步棋。以后幾年，日本還推出“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插手南海事務、擴大自衛(wèi)隊軍備和軍演、加大經(jīng)營非洲的經(jīng)濟和外交、強化與東南亞各國的經(jīng)貿和安全關系、企圖炮制“與臺灣關系法”等等，一直沒消停過。

但是，這種在全球范圍內與中國展開競爭的做法，不僅挽救不了日本自身的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反而讓他們的道路愈走愈逼仄。如今在美國退出TPP、結束“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中國在全球化及東亞一體化高歌前進的背景下，日本對“貿易戰(zhàn)”和“臺灣牌”兩件事情上的態(tài)度，就很值得注意。

任美國宰割的“脫亞”路線

本來TPP和TTIP就是奧巴馬式的“貿易戰(zhàn)”，想把中國踢出全球貿易體系，當時日本還滿心期待；沒想到中國以“一帶一路”另辟戰(zhàn)場，奧巴馬的“貿易戰(zhàn)”被特朗普收攤了。不過，特朗普的新一輪“貿易戰(zhàn)”，卻未必受到日本期待。

在東北亞，韓國已經(jīng)在3年前就加入亞投行，如今韓國又在新的“貿易戰(zhàn)”選擇中國這一邊；而日本方面，或許礙于安倍晉三訪美的需要，或許是《美日安保條約》的桎梏，而用“知識產(chǎn)權”為理由，加入了美國隊。但其實日本的明白人自知，加入美國隊的好景恐怕不長了。

二戰(zhàn)后，美國扶植日本作為攫取遠東利益的裝置，這讓日本得以迅速恢復國力。但同時，也因為美國的“安全支配”，反而讓日本沒有起碼的國家保障可言，1985年的《廣場協(xié)議》就是個例子。

1985年4月以后，蘇聯(lián)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讓日本作為美國遏制蘇聯(lián)的前沿陣地價值開始松動；同時期，日本制造的產(chǎn)品卻已布滿全球，使美國的世界最大債權國地位退讓于日本。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沒有政治主體性的日本，只能任由美國的“協(xié)議”洗劫一頓。

大幅升值后的日元，妨礙了日本產(chǎn)品出口的競爭力，這直接導致日本的生產(chǎn)線外移。而國內產(chǎn)業(yè)空洞化的同時，日本當局為了保護內需市場，用減少進口的方式來維持國際收支盈余，并用貨幣擴張的手段來刺激經(jīng)濟內需。但是，日元并非國際儲備貨幣，激增的購買力只能在內需市場空轉，這又急劇推高了日本的資產(chǎn)價格，而反向抑制了內需。

1990年，日本資產(chǎn)價格泡沫終于破裂。美國人在大洋的另一端，看著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著日本民眾購買自己巨量的國債，以“武士道”精神撐持自己的國家。

冷戰(zhàn)體系表現(xiàn)在東亞的特色，就是這樣兔死狗烹。蘇聯(lián)瓦解的同時，日本經(jīng)濟泡沫破裂，中國大陸改開十多年則日見起色。臺灣當時作為美國陣營的一員，原本氣數(shù)將盡，但卻沒有在經(jīng)濟上相伴日本迅速衰頹，其原因，就是大陸的存在和發(fā)展。

一方面，雖有李登輝“戒急用忍”的政策阻撓，但有限的兩岸交流還是為臺灣經(jīng)濟帶來活路；另一方面，在面對中國時，美國仍要打“臺灣牌”──既不能放任兩岸統(tǒng)一，也不能縱容“臺獨”。在不統(tǒng)不獨之間，才有美國運作東亞戰(zhàn)略的最大利益，比如持續(xù)的對臺軍售等。

況且，日臺當局抱團成為美國冷戰(zhàn)工具中的難兄難弟，而素有“疏財之誼”。比如1965年美國對臺金援停止后，日元貸款臺灣就接力過來；而日本經(jīng)濟停滯以后，臺灣當局則以大量的貿易逆差接濟日本，1990年代李登輝當局的“戒急用忍”，意在如此。但是，這種小利猶如杯水車薪，無法滿足日本國家發(fā)展的需要。

日本的根本問題，是路線錯誤；鳩山由紀夫看出，回歸亞洲才是日本自贖自救之道。

2013年1月17日，正在中國訪問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圖源：中新網(wǎng)）

在地緣政治、經(jīng)濟甚至貨幣上，“東亞一體化”是重啟日本的生機，然而這有賴于日本民族面對歷史，向中、韓兩國輸誠?？蛇@樣有見識的首相，一億國民容不了他，美國更是由不得他。任職不滿一年，鳩山由紀夫被清除了。

不久，就是安倍晉三上臺，繼續(xù)驅馳在貨幣和債務的雙重擴張路線上，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則依然尾隨美國的意志。

技術擴張與日本困境

透支性擴張，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宿命。這種路線，是今天日本困境的根源。安倍晉三與王毅握手言和，恐怕還是日本困境使然，而未必著眼在困境的所以然。

自1970年以后的20年，“日本制造”大行全球，其汽車市占率達到全球的一半。另外如家電和電子消費品，也是所向披靡。這樣一個全球范圍的“日本世紀”，卻在1990年代開始走向衰落。特別是21世紀以來，“日本制造”的技術和信譽都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挫敗，例如去年爆發(fā)的神戶制鋼數(shù)據(jù)造假事件等。

2018年3月16日，日本東京，神戶制鋼新任CEO Mitsugu Yamaguchi出席新聞發(fā)布會，再次鞠躬道歉。（圖源：視覺中國）

日本對于挫敗和挫敗的反省，總是停留在技術面上，自覺丟臉也只是技術性地抱歉一下。然而技術領先并不是絕對的條件，更不是先天的條件。

先天上，整個東亞的重心和中心是中國。就文明體系來說，日本群島、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都屬于域外華夏文明區(qū)，這三處的歷史和語文就是證明。東亞周邊的地理相對破碎、零散或不完整，華夏文明則原創(chuàng)于地理完整、資源豐沛、人口眾多的中國，再由中國傳播到周邊地區(qū)，而不是相反。

從這樣的視野來看，當前日本以“知識產(chǎn)權”加入發(fā)起貿易戰(zhàn)爭的美國隊，頗有今夕何夕的感覺。日本無論就地緣、資源還是人口來說，都遠不如中國；但是，從明治睦仁以來，日本人為的政治和軍事擴張藍圖，卻遠遠超過這種天然規(guī)律。錯誤的政治和軍事擴張，又主導著國家財政、經(jīng)濟和技術路線，其結果走向錯誤和失敗，就不是偶然了。

現(xiàn)在“中日回暖 重啟經(jīng)濟高層對話”，如果日方還只是著眼于技術面，而不從政治藍圖乃至文明體系來深刻反省與規(guī)劃，那么日本當局自相矛盾的擴軍與擴債路線，將很難走出國家困境。

從媒體最近的報道可知，美國發(fā)動對中國“貿易戰(zhàn)”的核心因素，具體來說就是中國的5G技術超邁美歐，并將主導全球5G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人們發(fā)現(xiàn)，在這次全球最高端技術的發(fā)言平臺上，已經(jīng)沒有了向來偏執(zhí)于技術的日本席位。換句話說，當日本錯失全球信息革命的大潮后，也失去了全球最高端技術的話語權。

當然，日本的醫(yī)藥及設備、養(yǎng)老長照、節(jié)能減碳等技術，還是值得肯定的項目。問題是，這些技術如果要作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應該往何處輸出或合作？

“不正常國家”的良知

其實安倍政府這幾年的擴軍行為，表面上是為了呼應美國要求的防務分擔和安全合作，但背后動因卻是“國家正常化”，這或許也是每個日本人的愿望。

只不過，日本朝野應該認識到，美國只是這個“不正常國家”的后來與外部因素，先來的因素卻是日本不正常的國家路線。如果說，日本想擺脫美國的控制，仍只是為了獨霸東亞的擴張欲望使然，那么不但美國不會同意，東亞各國更不會容忍上世紀的慘劇重演。

就在3年前，王毅回答日本NHK記者提問時說：“70年前，日本輸?shù)袅藨?zhàn)爭；70年后，日本不應再輸?shù)袅贾?。是繼續(xù)背著歷史包袱不放，還是與過去一刀兩斷，最終要由日本自己來選擇。”這里所謂“良知”，所謂“歷史包袱”，就是日本人應該清楚：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世界體系和秩序中，日本存在的意義是英美兩國瓜分中國的刀叉；同時也是制衡俄國搶食的一副筷子。

2018年4月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會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圖源：外交部網(wǎng)站）

福澤諭吉雖被日本人尊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但他卻是西方資本主義教育下的產(chǎn)物，比如他在1885年提出的“脫亞入歐論”，就是證明。10年之后，在英美兩國暗助下，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得到中國的臺灣，這是華夏文明體系在文化和軍事上的雙重終結，也是東亞舊秩序破局的開始。再過10年，基于英日同盟的背景，日本戰(zhàn)勝俄國，其勢力由朝鮮深入中國的東北。

130多年來，日本民族的命運就被福澤諭吉的觀點支配著：1931年全面侵占中國的東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國大陸，1941年對“米英鬼畜”宣戰(zhàn)……今日“不正常國家”的結果，其實是日本的不正常擴張路線使然，而明治天皇和福澤諭吉是始作俑者。直到今天，大概只有鳩山由紀夫“脫歐入亞”式的主張，如彗星般照亮過日本政壇近代以來的暗夜。

安倍晉三等人在日本投降70周年時未見“良知”；卻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周年后，能為日本重啟生機的“良知”？

王毅對日本人說過的“歷史包袱”，其實含有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日本如何能“與過去一刀兩斷”？答案就是揚棄福澤諭吉，重拾鳩山由紀夫路線，這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唯一可能。也就是說，與作為英美侵華工具的歷史一刀兩斷，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恢復日本在東北亞的應有地位。

19世紀后期，日本是在西方工業(yè)文明碰撞華夏農(nóng)業(yè)文明的板塊擠壓中，偶然性的崛起；而明治天皇和福澤諭吉的擴張與脫亞路線，又使日本成為美英集團制衡俄國、分食東亞和中國的工具，這是“不正常國家”的歷史和地緣政治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