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孫太一】

當?shù)貢r間12月29日，美國前總統(tǒng)吉米·卡特在位于佐治亞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卡特總統(tǒng)可能是美國迄今為止對臺海局勢影響最大、最為深遠的總統(tǒng)。

雖然尼克松在1972年訪華時簽訂的《上海公報》中表示美方“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是里程碑式的，但他1974年因水門事件下臺了。

而基辛格同年訪華時提出的以“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系正?；南嚓P前提條件，又是中方無法接受的，所以中美兩國關系正?；跋嚓P的涉臺談判在福特時期也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雖然美方在這個時期先后終止和廢除了美臺一些法案和決議，也從臺灣撤出了最后一批戰(zhàn)斗機和全部地勤人員。

歷史的契機，因此擺在了1977年上臺的卡特面前。

美國前總統(tǒng)吉米·卡特 資料圖：AP

卡特敏銳地捕捉到當時全球局勢的變化，尤其是蘇聯(lián)迅速擴張的勢頭和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顯著提升。1978年5月20日，卡特授權時任美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訪華，向中方明確表示了美國反對蘇聯(lián)謀求全球和地區(qū)霸權的立場，以及實現(xiàn)與中國關系正?；臎Q心，且愿意接受中方所提的中美關系正常化三原則，即從臺灣“撤軍”并與臺灣“斷交、廢約”（也就是終止美臺之間的“共同防御條約”）。

很顯然，卡特不僅了解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更是看到了大勢所趨。根據(jù)《卡特回憶錄》的敘述，他給出中美建交、并與臺“撤軍、斷交、廢約”的理由主要有四：

1.中美建交可以共同防蘇、制蘇。

2.中美對于核武器的政策相同，有利于限武談判。

3.中美建交可以促進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和平與了解。

4.在貿易政策上，可給予最惠國待遇，借以平衡對蘇關系。

這四點理由幾乎都是從戰(zhàn)略層面、通過結構性的視角做出的判斷，涉及到中、美、蘇三角關系中的互相制約、核威懾帶來的戰(zhàn)略平衡、不同發(fā)展階段國家集合之間的互動，以及經(jīng)貿層面的動態(tài)博弈。

卡特同時也深知要處理好中美之間的核心問題——臺灣。為此，無論是在戰(zhàn)略層面還是戰(zhàn)術層面，他也做出了不少努力。

比如，卡特深知府院同步對美國涉臺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于是在完成中美建交相關的準備工作之后，1978年12月15日晚6時左右，卡特邀請了當時國會兩院的資深議員赴白宮聚餐，在用餐時向現(xiàn)場的各位通報了決定中美建交、并將在第二天宣布一事。為了避免這些議員提前走漏風聲，導致節(jié)外生枝，在聚餐結束之后卡特留了現(xiàn)場所有議員在白宮過夜，直到第二天上午記者招待會順利進行之后，才放這些議員離開。

同樣地，卡特政府對臺灣方面也用了一些手腕，在對外宣布相關消息之前差不多7個小時，才派當時“美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s Unger)聯(lián)絡蔣經(jīng)國的秘書宋楚瑜，宣讀了卡特致蔣經(jīng)國的信函，傳達了相關消息。這讓蔣經(jīng)國當局措手不及，沒有了扭轉態(tài)勢的回旋余地。

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在美國華盛頓肯尼迪中心觀看表演時與美國總統(tǒng)卡特一起向觀眾致意

當然，卡特的涉臺政治遺產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也給后人留下了棘手的問題與挑戰(zhàn)。

首先，《中美建交公報》當中重申了1972年《上海公報》里的各項協(xié)議和原則，卻在兩處不同的表達“承認”“認識到”的地方選擇了兩個不同的英文單詞：在表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時，文件選擇了“recognize”這個詞，但在有關臺灣問題的部分，卻沿襲了《上海公報》里的“acknowledge”這詞。

后來美方對此一直與中方有異議，表示美方只是“認識到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解釋稱“認識到”并不代表“承認”。這也是一直到今天，美方只愿意表述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卻很少詳細去解讀究竟這個“一個中國政策”是什么的根本原因。因為一解釋，美方就會說一貫以來都僅僅是“認識到”而非“承認”。這是卡特政府留給臺灣問題的一大挑戰(zhàn)。

其次，卡特面臨的府院環(huán)境雖然不一定像今天這么惡劣，卻依舊困難重重。為了能平衡美國國內各方的立場與壓力，在《中美建交公報》發(fā)表一周后，美國務院派專員向臺灣做出了五項“保證”：

1.美國仍認為臺灣有所謂“國際身份”或“國際人格”；

2.美國沒有承認中共對臺灣擁有主權；

3.美國繼續(xù)同臺灣保持外交關系以外的全面關系；

4.原來美國與臺灣共有59項條約，在“共同防御條約”被廢除之后，其他58項針對美國與臺灣關系的條約仍然有效，是美臺關系的基礎，將另以立法替代，只會作形式上的改變；

5.將以新的交流形式來取代原有的“外交”代表機構。

雖然這些違背《中美建交公報》意志的“保證”并不一定是卡特個人的訴求，但這已經(jīng)反映了要讓美國領導人向中方表達善意，尤其是在府院互相制衡、各方又都不愿意過度消耗政治資本的情況下，是多么地困難。

1979年1月26日，也就是中美建交還不到四周，卡特政府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臺灣授權法案”，建議設立一個協(xié)會或辦事處之類的非官方機構，以完成對臺五項“保證”里的相關內容。而這一提案在經(jīng)過近3個月的國會辯論及表決之后，在4月由卡特簽署，成為了最終的“與臺灣關系法”，大體上為美對臺的五項“保證“提供了法理依據(jù)。

很遺憾的是，“與臺灣關系法”中涉及“保證臺灣安全”的條款，甚至比“共同防御條約”更為有力，尤其是原來的所謂“美臺共同防御條約”還屬于國際法范疇，現(xiàn)在替代它的“與臺灣關系法”則變成了美國的國內法，華盛頓可以自行其是。整個過程，有點像是與中國大陸“明修棧道”，又與臺灣“暗度陳倉”。

當然，卡特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整個過程中還是采取了一些積極的、對之后幾十年限制“臺獨”行動有益的措施。這當中就包括嚴格限制美臺政治關系只能是非官方性質的，不允許美政府高層官員在辦公室會見“臺灣駐美機構代表”，在中美建交后的四個月里從臺灣撤出了美方余留的軍事人員，并主張中國人民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等。

總體而言，雖然遺留了一些棘手的問題，但卡特推動下的中美建交使美臺關系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塑造了美國當今的“一個中國政策”。作為回應，中國大陸也完成了從原來“解放臺灣”到現(xiàn)在“和平統(tǒng)一”方針的重大轉變。

反觀今日，賴清德等政客屢屢挑戰(zhàn)幾十年來各方用智慧斡旋換來的和平與穩(wěn)定，打“臺獨”的擦邊球；拜登政府雖然依舊遵循卡特以來美臺關系非官方性質的慣例，卻也沿襲了特朗普時期開始的用“與臺灣關系法”和“六項保證”夾著中美三個聯(lián)合公報的表述，試圖進一步將其“一個中國政策”空心化；美國國會更是肆無忌憚地試探臺海問題的紅線和底線。

在卡特百歲逝世之際，在特朗普即將開啟第二任期的今天，我們是不是該重新回顧一下卡特以來中美之間在磕磕絆絆下好不容易才得來的成果，以及在復雜環(huán)境中平衡各方訴求、但同時也推動關系前進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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