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遠“5·28”麥當勞殺人案讓“全能神教”重新走入了公眾視野，邪教人員行兇手段之殘忍讓人發(fā)指。上兵伐謀，面對邪教“洗腦”，政府部門又是否有相對的預防反制措施呢？《人物》雜志9月刊采訪了南京鼓樓區(qū)防范辦（全稱是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笑稱在經(jīng)過了一系列摸索之后，如今已經(jīng)能“來一個轉(zhuǎn)一個”了。

他們同時也坦言，轉(zhuǎn)化邪教徒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為他人塑造信仰的過程中，轉(zhuǎn)化者們也會遭遇精神危機：中國為什么會出現(xiàn)那么多邪教？如何快樂地活？死亡又是什么？“我們也在修煉，做好人的一個過程。”

南京鼓樓區(qū)防范辦的轉(zhuǎn)化工作者：辦公室主任程東曉（中）、副主任杜宏程（右）、錢邵杰。

一場以“慘敗”收場的真人試驗

程東曉先生算得上中國最早從事反邪教工作的政府人員之一，將邪教思想從一個人大腦清掃出去，再填補進正確的價值觀是他的基本職責所在。

最初接受這份工作時，他有點茫然無措。此前，他是南京市下關區(qū)工業(yè)局辦公室主任，2000年，他被領導指派到南京市下關區(qū)的防范辦擔任教育轉(zhuǎn)化科科長。防范辦全稱是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是政府為應對邪教問題設立的專門機構。2000年前后，有邪教組織號召教徒到天安門討說法，呈現(xiàn)對抗政權的趨勢，在多數(shù)國家，正統(tǒng)宗教是反邪教的主力，政府作為中立者起仲裁作用。在中國，由于沒有占主流地位的宗教，政府教化者的角色讓不少邪教組織轉(zhuǎn)變?yōu)榕c政府尖銳對立的狀態(tài)。最近幾年，國家開始將反邪教政策調(diào)整為“團結(jié)、教育、挽救絕大多數(shù)人”。

56歲的程東曉平頭、大眼，式樣平常的T恤衫平整地扎進西褲。很難說是出于職業(yè)習慣還是性格使然，他常常顯得熱情洋溢，善于主動挑起話題，又不給人以壓迫感。回顧自己十余年的邪教轉(zhuǎn)化工作——某種程度上是被動選擇的職業(yè)——程東曉總結(jié)，這是一場與人的精神世界斗爭的戰(zhàn)役，其間艱難，外界難以想象，他入職后遭遇的第一單任務，是一場以“慘敗”收場的真人試驗。

那是14年前，南京市委防范辦在全國范圍內(nèi)率先對一個邪教組織的教徒進行轉(zhuǎn)化，6位來自天文學、哲學、心理學等領域的教授加入攻堅小組，程東曉負責后勤，觀摩學習。他們的任務是，合力扭轉(zhuǎn)一位叫李梅的美術老師。

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房間里，教授們和李梅展開激辯。程東曉回憶，教授們費盡唇舌，卻一個個“敗”下陣來，氣氛看似劍拔弩張，實則雙方都在各自的邏輯里打轉(zhuǎn)。“就是他說服李梅，李梅去說服他。”14年后的一個夏日早上，程東曉向《人物》形容這個羞辱性的結(jié)果帶給他的震驚，“肅然起敬這個詞肯定是不合適（指對邪教）。”他琢磨了一會兒說，“他（指邪教領袖）的理論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所以邪教改變的不是簡單的一個人練不練功的問題……而是改變了人對整個世界、社會、事物的一些總的看法和觀點。”

程東曉奉命邊開班邊探索，第一期計劃改造10個邪教成員，區(qū)公、檢、法共抽調(diào)10個干部，“一人包干一個”。首要困境是如何讓邪教徒吃飯。大部分人是違法被強制進入學習班的，往往帶著殉道的決心，稱這個封閉的場所為“洗腦班”，即便最溫和的反對者也“像雕塑一樣”無動于衷。

程東曉“磕下”的最頑固案例是一個30多歲的女性邪教徒。她斷定防范辦要迫害她，于是絕食，成天躺在床上，大小便也不挪地，只求一死。學習班專門雇了兩個老太太，每天苦口婆心勸，“姑娘啊，你吃點吧。”沒用，只好強行喂水喂飯，把她拖到浴缸里擦洗。程東曉像上班打卡一樣，每天端著茶杯來找她談，不但要忍受長時間坐在臭烘烘的房間里，還要努力表現(xiàn)得愉悅熱情。最初，他只能自說自話，從法律、道德談邪教教義，對方置若罔聞，高興時，在小紙條上寫，“你講得對”或“你講得不對”。

現(xiàn)在回想，程東曉仍頭皮發(fā)麻，“所有的事你都說完了，你沒話說了。真是很難很難。”“談話”進行到第14天，對方表態(tài)，答應隔天開口。第二天早上，程東曉跑來見她，她指指自己的喉嚨，擺擺手，示意發(fā)不出聲。原來，在進班以前至少半年的時間，她就拒絕跟任何試圖轉(zhuǎn)化她的人對話，這導致她失聲了。她費勁地哈著氣，幾個小時過去了，終于勉力擠出一點微弱的氣聲。接下來，程東曉用5天時間說服她主動吃飯，3個星期說服她刷牙洗澡，前后一共40多天，她才相信學習班并非迫害之所，當她走出學習班時，他們已經(jīng)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

70多歲的退休老人石林被“連哄帶騙”結(jié)束了絕食。跟他交談的是程東曉的同事何成浩，借調(diào)來防范辦之前，他是南京市一所中學的德育處主任。何成浩先是贊揚老人有骨氣，又批評他對自己的邪教首領不夠忠誠。老人一聽急了，你胡說，我怎么不夠忠誠？何成浩說，X老師（指邪教首領）現(xiàn)在肯定不想讓你死，他要靠你拯救更多人呢。老人一聽，有道理，要死也得把原計劃13萬字的“護法心得”寫完。在配合地吃完一碗面條和一袋椒鹽餅干后，老人在陪護人員的細心伺候下睡了，至此也結(jié)束了日常的對抗。

“來一個轉(zhuǎn)一個，來一個轉(zhuǎn)一個”

當邪教成員停止對抗，開始吃飯喝水，開口講話時，轉(zhuǎn)化工作進入第二步——思想教育。為避免對立情緒，一般情況下，程東曉和他的同事會小心謹慎地尊稱邪教領袖為“你的師父”或“某大師”，談及邪教教義時，“歪理邪說”這類詞不能使用。“你就是一個大法弟子，你就是站在一個大法弟子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他說。

最初的探索十分笨拙，“吵，沒有經(jīng)驗，就那么吵。”程東曉說，喉嚨出血也無濟于事，他常常被駁得啞口無言，“那道理滔滔不絕”。說不動對方，就在筆記本上挨個記下來——“回來我就開始查資料”。轉(zhuǎn)化工作就像一場火拼激烈的漫長辯論賽，“他（她）在想著對付我們，我們再對付他。爭分搶秒，斗智斗勇。”

以“破法”為目的，程東曉和他的同事開始研究邪教教法的漏洞，“師夷長技以制夷”。除了邪教徒，沒有誰比他們更了解邪教的教義，比如一部邪教教法強調(diào)，電子圍繞原子核做圓周運動，與地球繞著太陽轉(zhuǎn)一樣。程東曉模模糊糊地覺得不對，專門找到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一位化學老師給他重上初中化學課。老師從原子由原子核、電子構成講起，最終告訴他電子做的是“不規(guī)則運動”，程東曉興奮地揶揄“統(tǒng)管宇宙的主佛”犯的錯誤如此低級。類似的錯誤還有，“光年”被當作“時間單位”使用；法國君主制的覆滅被歸結(jié)為巴黎公社的功績……“把他（指邪教成員）思想搞亂。”程東曉壓低聲音告訴記者。

程東曉的同事何成浩有時僅僅通過發(fā)問，就能讓邪教成員產(chǎn)生松動。“我說不通他，但是我可以問得倒他。”比如，前文提及的老人石林，是一名網(wǎng)絡工程師，退休后在家登錄外網(wǎng)，受此影響，加之“文革”時家庭遭遇的不公正對待，對國家、社會風氣抱怨頗多。何成浩用請教的姿態(tài)將精心準備的3個問題拋給他，其中針對老人反黨反社會的情緒，何成浩設計了“為什么要以雙重標準評價國共兩黨”？陪護石林的人員后來告訴何成浩，老人被問題困擾得半夜輾轉(zhuǎn)反側(cè)，后來干脆一骨碌爬起來，呆坐著。從后來的結(jié)果判斷，這是老人被成功轉(zhuǎn)化的重要節(jié)點。

摸到行之有效的門路是幾個月后的事。在日復一日、令人疲憊的辯論中，程東曉和同事們發(fā)覺專題討論更高效。一次只深談一個問題。比如，談練功能否治病，無論對方跑題多遠，轉(zhuǎn)化者必須不屈不撓地折回話題。他們寄望一次性擊碎邪教成員在某個問題上的幻想。“（確保）這個問題上面我能把你說通，或者我能把你壓住。”程東曉打出一個有力的下壓手勢。

2002年底，程東曉把這些經(jīng)驗編纂成一本93頁的小冊子，在南京市防范辦系統(tǒng)推廣。藍封皮的小冊子中列舉“以法破法”的50例前后矛盾的經(jīng)文。“一點一點把邪教領袖這個神的形象打掉。”程東曉說。與最初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畏難情緒相比，如今，南京鼓樓區(qū)防范辦的轉(zhuǎn)化工作者格外自信地認為沒有“轉(zhuǎn)不過來的人”。錢紹杰從事反邪教工作10年，如今是鼓樓區(qū)分管教育轉(zhuǎn)化的副主任，被問及轉(zhuǎn)化經(jīng)驗，他說，“熟能生巧嘛。”接著笑著擺了擺手，“來一個轉(zhuǎn)一個，來一個轉(zhuǎn)一個。”

腦海中“叮”的一聲，邪教思想走了

在曾是區(qū)人大代表、街道居委會主任的張?zhí)m身上，程東曉目睹了人在“悲痛欲絕”時的狀態(tài)。學習班內(nèi)，張?zhí)m想通了所有問題，除了一個——對邪教領袖的幻覺。她盯著邪教領袖的照片看，看著看著照片就飛到了半空，在房間里躥。她使勁兒掐自己，疼出了聲，但照片還在幾米開外來回飛著。“我還真是沒有辦法解釋它。”程東曉上網(wǎng)搜索，最后打印出四五厘米厚的資料，跟張?zhí)m說，這個問題實話說，我們研究不深，請你看看人家專家怎么說的吧。一個多月后，張?zhí)m說，問題解決了，要求見程東曉。

程東曉一進門，她“咣當”一聲跪下，膝蓋骨磕在堅硬的地板上發(fā)出沉重的響聲，抱著程東曉的腿開始痛哭，聲嘶力竭，“我那么多年了，我相信他（邪教領袖）。”程東曉蹲下來，抱住她，輕拍她的后背，哭泣持續(xù)了半個小時，她開始劇烈嘔吐，幾個人把她架到洗浴間，吐了半個小時才止住。“什么叫痛苦，真是感覺到了。”程東曉說完，長舒了一口氣。幾乎所有進入學習班的邪教成員都會經(jīng)歷類似的身心之痛，當一個人深信不疑的信仰被剝走時，就像深度成癮的吸毒者經(jīng)歷戒毒，嚎哭、撞墻，時有發(fā)生。

教育轉(zhuǎn)化工作初期，按照規(guī)定，每個邪教受害者在聲稱自己轉(zhuǎn)化后要接受一道測試——在邪教首領的彩色照片上打叉。很少有人能夠表情自然地完成，不是失控發(fā)抖，就是在臉部邊緣打一個小小的叉，還有人戰(zhàn)戰(zhàn)巍巍半天狠下心來，半閉眼，最終把叉打在下巴上。打叉歸來，一些年紀大的人不停地揉著胸口，臉紅出汗，血壓驟升。“考過了這道題的學員好像都是被高壓電打了一下的那種狀態(tài)，蔫蔫的。”李桂蓮說。臨到李桂蓮打叉時，她“一個大叉打到底！”當時她自己都驚訝了。很多邪教受害者都有類似的頓悟瞬間，類似腦海中“叮”的一聲，邪教思想走了。

聽上去，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瞬間，很難判斷轉(zhuǎn)化是否成功。“三書五稿”（即邪教學員主動上交決裂書、保證書、悔過書，以及5篇揭批邪教的思想認識書）被防范辦視為轉(zhuǎn)化成功的重要指標，也有一些人出于權宜之計寫完應付。“我們都上過這方面的當。”程東曉說。邪教轉(zhuǎn)化工作更嚴峻的問題便也在此：每年有大量學員出班后，被原來的功友“策反”。尤其人生遇到難事，很容易“反復”，重歸邪教。

5年前，程東曉在南京創(chuàng)辦了“愛心家園”，這是“學習班”結(jié)束后的新陣地。一個用來解釋兩者承接關系的比喻是，如果學習班是醫(yī)院，愛心家園就是出院后的療養(yǎng)機構。“要出班，可以，到愛心家園參加活動3個月。”程東曉一般這樣要求。這個農(nóng)家子弟出身的政府官員，形容自己執(zhí)著起來和那些邪教頑固者相當，“和敵對思想爭奪群眾”。

“把原來邪教掏的一個大窟窿給他們補上”

“愛心家園”位于南京市一個上了年頭的小區(qū)深處，由一個廢棄的小學改造。綠樹掩映之中的一棟兩層狹長小樓就是活動場所。小院四周圍墻上貼滿了制作精美的宣傳展板，內(nèi)容包攬傳統(tǒng)文化、反邪教常識等等。送往愛心家園的“新人”剛脫離邪教，腦子空空，亟須新的世界觀。程東曉直截了當：“就把原來邪教掏的一個大窟窿給他們補上。”不要求無神論，也不要求共產(chǎn)主義思想，如果信神，范圍限于法律規(guī)定的五大正教。

愛心家園

最初，佛教成為相對自然的重塑路徑，因為一些邪教借用了佛教的符號和概念，但類似信仰不能走得太深，否則“之前學邪教的狀態(tài)又出來了”。曾有本叫《光話》的書讓10多個愛心家園的成員聽得癡迷，交了幾千塊錢要去上?，F(xiàn)場聽課。這本書從一滴水也有靈性說起，慢慢說到來世今生，繼而給出行動指導。后續(xù)，愛心家園花了很多時間才把這本書的影響慢慢消化。

更有甚者，愛心家園還遭受過宣揚邪說者的“踢館”。曾有一位講授“先生開示”的教授申請到愛心家園講宗教，何成浩等工作人員以為是普通講座，同意了。后來，他們才察覺，這是某邪教的“變相的大法”， 宣講者號稱比某邪教領袖還先知先覺。

《弟子規(guī)》是一本教育兒童待人接物的書，它不強調(diào)神佛理論，而是通過規(guī)范自身行為，感受生活的細微幸福。愛心家園認可這本書的“安全無害”，大力推廣，“幾乎人手一本”，學員們像小學生一樣如饑似渴，“瘋狂得不得了”。有段時間，程東曉發(fā)現(xiàn)，學員們問候他的方式都不一樣了，作揖和鞠躬風行。

前不久，他們還借《弟子規(guī)》之力成功轉(zhuǎn)化了一名“全能神”的信徒。一位退休護士，因為公開散發(fā)“全能神”宣傳材料，被強制送進了學習班。初進班時，她絕食抗爭，成日倒頭睡覺。工作人員從早到晚放《弟子規(guī)》的講解視頻。開始時，這位護士大喊“吵死了，不要放”。漸漸地伸頭去看一會兒，又過了幾天，從床上爬起來，跟陪護人員坐成一排盯著電視機看得津津有味。

剝?nèi)坌募覉@的反邪教性質(zhì)，它看起來就像個熱情高漲的中老年興趣協(xié)會。參加者平均年齡55歲，女性占絕大多數(shù)。5年來，這里陸續(xù)開辦過十幾個興趣小組，健身氣功、手工絹花一度風靡。

由于這種集體主義教育的反復宣揚，加上共同的切膚之痛，愛心家園的成員們建立起一種親密的“命運共同體”。不止一位成員告訴《人物》，他們依賴愛心家園，不能想象如果離開這里自己還能快樂。

很多人在3個月“鞏固”期結(jié)束后，申請加入“愛心家園反邪教志愿者”（簡稱志愿者），專門研究如何轉(zhuǎn)化未覺醒的教徒。“由反對政府到被我們拉過來幫助政府做事情。”程東曉很高興，被轉(zhuǎn)化者現(xiàn)身說法有先天優(yōu)勢，“我?guī)徒棠敲炊嗄辏嬲健悍ɡ怼贿@塊的時候，就是『法理』上破法、借法的時候，一般要問他們。”

此前誤入邪教的李桂蓮（左）和史秀華被成功轉(zhuǎn)化，已是志愿者中的模范人物，幫助轉(zhuǎn)化其他邪教受害者。

神奇的例子是李桂蓮，作為志愿者幫教小組的組長，碰到了疑難問題，防范辦的工作人員會說，“請李老師出馬”。溫和熱心的她精通“法理”，又熱衷探討，面對最頑固的被轉(zhuǎn)化者，最夸張的說法是——“她三下兩下就解決了。”

“這一生能幸福點，快樂點。”

即便程東曉和他的同事竭盡全力，轉(zhuǎn)化之路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暢。程東曉談起10多年前他轉(zhuǎn)化過的一個邪教受害者時頗為惋惜。那是一個大學老師，坐了3年牢，邪教信仰絲毫不動搖。母親跪在面前求她醒悟，她面無表情，“像雕塑一樣”。參加了兩年學習班初見成效。離開時，程東曉叮囑她，回去要遵紀守法，“不要做讓我們防范辦為難的事情”。她跟母親返回新疆原籍，結(jié)婚、生子、工作。前幾年，程東曉到新疆出差，向當?shù)胤婪掇k打聽這個人，得知她被當?shù)氐男敖探M織策反，離了婚，被抓之后，再次判刑。“后期如果在我們這兒，我肯定把她轉(zhuǎn)化。”程東曉囈語似的反復念叨著。

很多邪教組織視愛心家園為“仇敵”。一些進入學習班的邪教徒后來坦承，之前，他們不止一次在夜里悄沒聲息地把大院圍住，“發(fā)正念”，嘗試用咒語鏟除愛心家園。

杜宏程是鼓樓區(qū)防范辦的副主任，有超過10年的反邪教工作經(jīng)驗。轉(zhuǎn)業(yè)前，他是航空部隊的機械師，給人一種沉著的氣質(zhì)。他拒接外地陌生號碼，大多是騷擾電話，一上來指名道姓的，“姓杜的”、“反動派杜科長”，“一開始不太適應，尤其是聽到詛咒一類的電話。”杜宏程說，“做我們這個行業(yè)的人，搞得時間長一點，心理強大是最基本的……這個素質(zhì)還沒有，那你無法面對很多困難的東西。” 他告訴《人物》，自己和程東曉的名字被某邪教組織列入了一個被詛咒的名單內(nèi)，“將來要『反攻』的話，要進入審判名單的。我們要被海外法庭起訴的。”杜宏程笑著壓低嗓音說，“（我們）是破壞他們的關鍵人物。”

雖然才從事反邪教工作4年，胡以文堅持認為自己外表上發(fā)生了明顯變化。“你看我表情。”他向《人物》記者指了指自己臉說，“好像是呆板一點了。”鼓樓區(qū)政府辦公大樓其他部門的人經(jīng)常對他們指指戳戳，說防范辦的人多少有點怪怪的，從外表就能分辨出來。

王文忠，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課題的核心成員，接受《人物》采訪時反復強調(diào)，從事邪教轉(zhuǎn)化工作很特殊，有時需要專家心理干預。他曾經(jīng)認識一個警察，轉(zhuǎn)化某邪教教徒，談著談著自己睡不著覺，“真的就神經(jīng)出問題了”，“他們當時的那些領導，特意說讓我去跟這個人談談話，要幫助幫助他。亂了。”

程東曉和他的同事們幾乎都遭遇過邪教的“反轉(zhuǎn)化”。何成浩告訴記者，“他們都說，你挺不錯的，你素質(zhì)蠻好的，你要是練的話，你很快就能成為大師，你就能得到圓滿。”

某種意義上，轉(zhuǎn)化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為他人塑造信仰的過程中，轉(zhuǎn)化者們也會遭遇精神危機：中國為什么會出現(xiàn)那么多邪教？幸福到底是什么？程東曉和《人物》分享自己的結(jié)論：時代缺失信仰。“毛澤東時代我們不缺信仰，很多人現(xiàn)在都說毛澤東這樣那樣，其實毛澤東時代人的精神生活非常豐富。很窮，物質(zhì)上很貧困，但是精神上這東西……”程東曉懷念過去，自認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他時?？吹接幸恍h員身份的政府人員在佛殿里，磕頭燒香，覺得太不像話。“叫我去跪到那里磕頭，我做不來。”

程東曉的同事杜宏程對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他生于1960年代，80年代初剛進入社會時，愛國主義是他的信仰。“就喜歡把自己個人的想法、個人的行為和一個國家的強大、國家的安全聯(lián)系起來。”如今，他已經(jīng)很久沒有考慮信仰問題，“已經(jīng)被封存了。”他用不算太嚴肅的口吻說，自己沒有被邪教裹挾的一個原因是也許他還算滿足“比較俗氣地活著”。

「人人都在修煉?！钩號|曉說，「我們也在修煉，做好人的一個過程?！?/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