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庭角度來說，撫養(yǎng)孩子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是首要因素，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都會面臨相同的經濟問題。而從農村婦女自身角度而言，她們面臨的影響更多?！?

去年“三孩”政策出臺之后，湖南女子學院教授胡桂香在湖南沅江市草尾鎮(zhèn)西村進行了大約一個月的田野調查，選取了婆婆、媳婦兩個群體的婦女進行訪談，相關研究文章已在《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刊發(fā)。

西村是沅江市北部的一個村莊。據作者介紹，西村的很多年輕人在外地打工，在打工中找到女朋友，然后回家結婚，結完婚年輕夫妻一起外出打工，等到懷孕要生小孩時就回家待產，這是許多打工家庭的經歷。外出打工沒有固定的屬于自己的住房，沒有夠長的帶薪產假，沒有享受流入地的生育保險，在城市生育的成本太高，在月子里沒有人照顧等等，都使得懷孕婦女回家孕娩成為首選，從而使這些女性在生育之后就成為留守婦女。據調查，西村大部分育齡婦女都曾有留守的經歷，最長的曾留守8年，最短的1年。作者得知，絕大部分婦女的留守是由于生育小孩而造成的。

田野調查：西村育齡婦女留守經歷統計。圖自澎湃新聞

已經生了兩個男孩的浙江籍小許提起，“我覺得夫妻還是要待在一起好，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要我生三胎，可能想要一個女孩吧，但我不想生了，如果還要我生三胎，那我又不能出去，有三個孩子要帶，他（老公）就只能在外打工，哎！”

文章指出，在中國大部分農村，由于養(yǎng)育孩子而形成的“夫出妻守”這一非常態(tài)的夫妻相處模式，既難以保障婚姻的功能，又降低了婚姻幸福感和婚姻質量，還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婚姻的穩(wěn)定性。“三孩”政策在農村的實施勢必要考慮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對于農村女性而言，外出打工最重要的一點是使她們能夠重回公共領域，提升經濟上的優(yōu)勢，然而一旦生育尤其是多育，她們就不得不從打工中撤回到家庭?！弊髡咛岬?，對傳統性別分工價值的認同，造成了人們對夫妻所從事勞動的價值的不同態(tài)度與觀念。從打工到回歸家庭，夫妻經濟地位之間的變化就會顯現。

生了兩個兒子而留守在家的小許提到，“……現在我生兩個小孩之后，那負擔就重了，他嫌這邊（長沙）工資低，到佛山的一個4S店去了，要我辭掉工作，專心帶小孩，兩個男孩子太調皮了，我沒有收入來源就只能等他給錢，感覺他就是老大了，每次我說他用錢大，請客吃飯多，他就說沒有找你要錢請客吃飯，你管那么多啊。有時他還覺得我用錢大，我都沒買什 么貴的衣服與化妝品了，我覺得他一點都不體恤我的難處，家里的難處，我要是有工資，我才不想管他……”

文章稱，盡管“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一直被希望得以重構成“男女共同主內與主外”，但相對男性而言，生育子女數量會大幅度增加女性的家務勞動力，擠占了女性的休閑時間，生育帶來的子女生理照料和陪伴、教育等情感家務勞動投入巨大，女性的貢獻率超過80%。面對這種情況，很多妻子不知用什么方式來解決，導致夫妻之間互相抱怨拌嘴，夫妻矛盾出現。

胡桂香在文章中還提及，西村是一個雜姓村，以前村內通婚現象比較普遍，最遠也是在鄰村或者稍遠一點的村莊，但隨著農村青年勞動力流動的常態(tài)化，其通婚圈也不再限制于原初的市場圈和行政圈，跨地域婚姻也越來越多，村中有來自于浙江、河南、廣西、貴州等外地的媳婦十幾位，省內的有二十多位，本村互相通婚的只有兩位。目前的80后與90后大都是獨生子女，所以一般與公婆住在一起，跨地域婚姻中由于婚前夫妻雙方缺乏對家庭情況、生活習慣的了解，女方在婚后通常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融入新的家庭和社區(qū)環(huán)境，也可能因不適應而對婚姻和家庭產生不滿，有時日常生活習慣的沖突也會演變成難以調和的婆媳沖突。

胡桂香認為，目前“三孩”政策剛實施不久，對西村育齡婦女的調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政策調整會對農村生育帶來的相應影響?！叭ⅰ闭吣芊衤鋵嵉轿?，能否解決育齡女性的后顧之憂，需要在執(zhí)行過程中注入女性視角，同時也要關注農村的實際困難。

她建議，全面普及流動婦女的生育保險制度；將“三孩”家庭補償優(yōu)惠政策納入政府民生工程；解決農村托幼、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問題，對于農村家庭來說，農村中的小孩托幼與教育問題比城市更為困難；加強性別平等意識教育，推動性別分工實踐的平等化等。

記者 鐘煜豪 實習生 吳曉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