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腐敗的原因，存在三個非常流行的觀點：一是認為缺乏民主，二是認為沒有法治，三是認為文化才是問題所在。迷信這三個理論的人非常多，這三個理論分別叫民主決定論、法治決定論、文化決定論。

證明觀點是否正確，簡單的辦法是看有沒有例外。99個例子也許能證實一個觀點，但1個例外就足以證偽一個理論。

先來看民主決定論。一些人以為，民主健全的臺灣地區(qū)比較廉潔。有研究“廉潔指數(shù)”（“貪腐印象指數(shù)”）的機構(gòu)給出的數(shù)據(jù)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有一個推進民主的國際權(quán)威組織認為，印度、蒙古、印尼的民主程度與臺灣相近，都屬于“自由的民主”。可不幸的是，印度、蒙古、印尼卻都非常腐敗。屬于“民主國家”的墨西哥和菲律賓，“廉潔指數(shù)”也比較低，最突出的是美洲最早確立民主的國家海地，過去10年的“廉潔指數(shù)”更低，成了徹底推翻民主決定論的“判決性反例”。

法治決定論本來是用來反駁民主決定論的，因為民主決定論確實經(jīng)不住這么多例外的考驗。法治決定論者最得意的例子是香港和新加坡，用西方的標準，這兩個地方都不夠“民主”，但廉潔程度卻舉世聞名。有一個推進法治的國際權(quán)威組織叫“世界正義工程”，印度的法治程度被它認為與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相近，可很不幸，我們都知道，印度廉潔程度遠不如中國大陸。印度就這樣成了徹底推翻法治決定論的“判決性反例”。

文化決定論認為，腐敗是由“國民性”或文化基因決定的，中國大陸腐敗，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基因很腐敗。同理，印度、印尼、海地都腐敗，因為其“國民性”也很腐敗。可是，新加坡、香港、澳門、臺灣地區(qū)等國家和地區(qū)都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卻都比較廉潔。所以，能徹底推翻文化決定論的“判決性反例”是四個。類似反例還有同文同種但分裂成不同國家的那些地方。

這三個理論的“判決性反例”都無可辯駁，為什么這些理論的迷信者卻依然執(zhí)迷不悟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關(guān)心的不是事物的本質(zhì)，他們關(guān)心的是改變社會的某種愿望，他們關(guān)心的是一種能夠強化自己不滿情緒的反現(xiàn)實信念。在這個意義上，人是被愿望主宰的動物。

民主決定論只看臺灣地區(qū)、不看海地，因為他們的重點是民主的愿望，不是腐敗的原因。法治決定論只看香港、不看印度，因為他們想的是如何回避民主的愿望，不是探求腐敗的原因。文化決定論只看大陸、不看港臺，因為他們的文化觀念里根本就不包含制度的因素；文化決定論不能認識到：壞的文化能使好制度腐爛，但好的制度也可以催生好的文化。

總結(jié)起來說：如果我們真想知道腐敗的真正原因，我們首先應該做的，是抵擋住任何美好愿望的誘惑；然后，把腐敗的原因分析與對策分析分開，再把對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與操作分析分開。做不到這個“雙重分開”，正是迄今為止大部分關(guān)于腐敗的研究依然混亂不堪的原因。

在分析腐敗原因和對策時，還有一個“地緣規(guī)模因素”常被提起。它說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腐成功，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是彈丸之地，規(guī)模小，分隔度高，治理起來相對容易。這個地緣規(guī)模論跟其他三種理論一樣迷人，但也錯得一樣不幸，因為海地規(guī)模也小，可腐敗的治理卻一塌糊涂。

腐敗的原因肯定與民主、法治、文化、地緣等四個因素藕斷絲連，談地緣因素是為了提出一個判斷：當我們過分強調(diào)民主法治因素作為腐敗的原因時，地緣文化因素就似乎作弄人似的開始發(fā)力；反之，當我們過分強調(diào)地緣文化因素作為腐敗的原因時，民主法治因素也好像作弄人似的開始做功。如果民主法治對人類來說是主動一些的，地緣文化對人類來說是被動一些的，那么，這兩對主被動的因素之間，就似乎存在某種張力，以至于一旦偏向某一邊，另一邊就開始起作用。

這個“張力現(xiàn)象”包含一個“時點問題”：在歷史的什么時點上，人類主動因素的作用可能開始超過被動因素的作用呢？這顯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張力現(xiàn)象”還包含一個叫“路徑依賴”的重要觀念，用中國人的老話叫“習慣成自然”，理論上叫“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一旦“路徑依賴”形成，改變起來各種成本就非常高。

“張力現(xiàn)象”、“時點問題”和“路徑依賴”給探索腐敗原因的啟迪是：腐敗的原因和相對程度，取決于“制度與文化的某種獨特組合”。這就是“制度文化組合論”。按這個理論，人們不能以地緣文化為理由，反對民主法治變革；也同樣不能以為，民主法治變革能脫離文化改造而制住腐敗。

把腐敗的原因分析與對策分析分開，這一點現(xiàn)在好理解，但為什么要再把對策分析中的理念分析與操作分析分開呢？這涉及腐敗治理中最難的一點。在進行反腐的對策分析時，我們通常假定存在一雙“上帝之手”，一切運作都能無摩擦進行。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理念，現(xiàn)實的操作不可能如此。那這為什么會是腐敗治理中最難的一點呢？

簡單的答案是：現(xiàn)實中的權(quán)貴和平民，可能都希望有一個美好的制度文化，但他們的實際行為往往是以一種特別的“分配優(yōu)勢”為目標，而不是以一種抽象或具體的“好制度文化”為目標，除非“分配優(yōu)勢”與“好制度文化”一致。所以，最理想的情況是：能起作用的人的“分配優(yōu)勢”，碰巧與“好制度文化”一致，以至于這個“好制度文化”對他們好，也對整個社會的多數(shù)人好。

在此之前，能夠有所作為的人們，可能都在混；不想混的人，也可能被制度文化的慣性所淹沒，廉潔就這樣被混掉了。一個社會的廉潔，最后就取決于制度與文化組合的突變。但是，文化有缺口，制度有漏洞；腐敗可以出口，廉潔卻難以進口。社會的病要比人體的病難治得多，這也算是人性弱點的可悲之處。

（作者系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