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面，日本其實也并非只有負面形象。就以中日關(guān)系而論，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多屆政府對華態(tài)度就相對比較友好，包括當時的天皇在內(nèi)，在訪華期間對于戰(zhàn)爭罪行也都有所表態(tài)，而且向中國提供了諸如低息貸款等支持，促成了一段中日友好交往的時代。

可以說，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近代以來被日本侵略的歷史，但只要他們能夠正確認識到歷史錯誤，并做出該有的道歉和改正，戰(zhàn)爭的仇恨同樣可以被化解。

事實上，不止是中國和歐洲，但凡是有擔當?shù)膰?，都應該明白其中的道理：一方面，該算的賬必須要算，所以二戰(zhàn)后有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罪行審判；另一方面，只要認錯到位，仇恨也是可以翻篇的。

當然，能不能認錯到位，往往取決于很多外部因素，比如同樣是戰(zhàn)爭罪行，日本對美國的謝罪態(tài)度就很到位。如今美國人不繼續(xù)追究偷襲珍珠港的責任，不是因為他們寬宏大度地將仇恨翻了篇，而是該認的罪日本人早就認了——畢竟“五星天皇”都可以有，跪下認錯又有何難。

總而言之，牢記歷史并不意味著記住的是仇恨，只要各方能夠基于事實作出應有的表態(tài)，該悔過的悔過、該追責的追責，并在未來不再翻來覆去地橫跳，相信仇恨終會翻篇。

低人一等的救贖

牢記歷史不等于牢記仇恨，其中的道理并不復雜，但為何還會有人害怕銘記歷史呢？

這就有必要再回到剛才提到的事實陳述與價值判斷。雖然都是關(guān)于歷史的陳述，但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只參與前半部分的研究，也就是盡可能還原歷史真相，追求嚴肅的真相；至于后半部分如何評判歷史，特別是怎樣古為今用，歷史學家往往無心也無力參與，而是由人們各取所需，所謂“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說法，亦由此而來。

古往今來，打“歷史牌”一直是政治家們常用的手段，即便是在工業(yè)文明的近代也是如此。比如二戰(zhàn)中納粹的德國吞并蘇臺德地區(qū)，就先鼓吹德意志民族的歷史，以此為侵略制造了“追求民族自決”的理由。就算是自己沒有“自古以來”的歷史由頭可以用，也可以給別國的歷史“潑臟水”。比如伊拉克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就堅定地幫伊拉克寫上了這一筆歷史，不僅把試管拿到了聯(lián)合國，更是把結(jié)論寫進了無數(shù)的文件和書籍中，就差刻在兩河流域的石柱上了。但到底有沒有？似乎已經(jīng)不重要了，反正美國由此制造了“維護世界和平”的戰(zhàn)爭借口。

如今韓國的政客拿歷史大做文章，其中的套路絲毫沒有新鮮感，諸如討好日本、追隨美國的目的更是昭然若揭。但在這場由歷史引發(fā)的“大戲”中，他們的入戲角度之怪、程度之深，卻還是讓人有些驚訝的。

一方面，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對于關(guān)乎本民族利益的歷史評判，都理應嚴肅、謹慎地對待，至少也要聽聽本國學者的意見。

因為民族歷史這不止是學術(shù)問題，也是關(guān)乎“謀國”的政治問題，以及關(guān)系政治家“謀身”的利益問題。即便是為了美化侵略罪行的某些日本教科書，也總歸要裝模作樣召開幾次所謂的研討會、修訂會，走一走相應的流程。政治人物不用鋪墊就直接開口，怎么看都顯得有些草率。倘若一國的大位不甚安穩(wěn)，動輒出現(xiàn)波瀾，那么對于這樣的原則問題顯然更應該慎重，至少不能反復顛覆。

另一方面，但凡是拿歷史別有用心做文章的，向來都要強占道義、地位的制高點，把自己包裝成既高尚又受害的有利形象。

仍以二戰(zhàn)為例，無論是納粹德國的日耳曼血統(tǒng)論，還是日本的大東亞之說，盡管荒唐至極，但他們都要把自己放到最高等級。而在具體的事件中，他們又會制造各種各樣的借口，盡可能地把自己塑造成被迫害者的形象，繼而以所謂的歷史理由作為行動依據(jù)，以達成不可告人的目的。

韓國作為二戰(zhàn)中被侵略的一方，本來從歷史出發(fā)，是占有絕對道義高地的，如今卻要主動忘卻歷史、不談罪行，還替罪人賠償，難不成只要自己的地位足夠低，就能感化對方？如此說來，“太陽的后裔”變成“太陽旗的小弟”，就能無往而不利？這樣的救贖方式，多少有些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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