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伊朗高原的前沿國家，它位于亞洲西南部，中北部緊靠里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斯坦接壤，西北與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為鄰，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絕大部分在高原上，屬高原國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是寬闊的扎格羅斯山山系，約占國土面積一半。中部為干燥的盆地，形成許多沙漠，有卡維爾荒漠與盧特荒漠，僅西南部波斯灣沿岸與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積的沖積平原。

伊朗高原國家是中國西陲安全的戰(zhàn)略屏障

保障亞洲大陸的天然戰(zhàn)略屏障

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現(xiàn)象的是，扎格羅斯山脈往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zhàn)略屏障。正是有了這道戰(zhàn)略屏障，除中世紀阿拉伯人統(tǒng)治時期外，伊朗在古代和近代已被肢解為多個伊朗高原國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區(qū)等），但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強的侵犯，并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樣完全被殖民地的厄運。印度由于被屏蔽在這道戰(zhàn)略屏障之外，并在近代被英國長期殖民，最終淪落為宗主國英國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

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置和態(tài)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如古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的東擴、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現(xiàn)代歐洲、沙俄、蘇聯(lián)乃至進入21世紀的美國等，都對伊朗高原國家進行過強勢入侵，這些外來列強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

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墻”

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戰(zhàn)略屏障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樣，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實際上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墻”，它們抵抗西方列強斗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么或?；蜿懹纱藮|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jīng)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chǔ)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并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威脅。

中國漢朝時期，羅馬帝國東擴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帝國西部邊陲，這大大緩解了中國西部邊陲的戰(zhàn)略壓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樣的戰(zhàn)略需求，張騫第三次出使西域時，遣副使至帕提亞（帕提亞，即今天伊朗地區(qū)）帝國，安息王竟激動地派出兩萬騎兵遠迎中國使者。這說明當時安息國與中國已有互為依存的戰(zhàn)略需求。

同樣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興都庫什山的險峻地形，對英國殖民者實行了極頑強的抵抗，使英國無法北上接近，遑論深入中國西陲的薄弱地帶即新疆西境，勾結(jié)阿古柏偽政權(quán)禍亂中國；而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國在占領(lǐng)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無力從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國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國曾攻陷拉薩，但到了冬天，英國人因熬不過高寒天氣被迫撤回印度。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

這種經(jīng)驗對英國世界霸權(quán)的后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美國人曾想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zhàn)裝備，由于“牲畜馱運是唯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shù)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于沒有那么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以致美國后來也意識到，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nèi)需要相當巨大的經(jīng)費”。

“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系形成的對中國西陲的大縱深防護帶，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領(lǐng)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從西南陸上牽制中國，而不得不沿海路繞道進入東海，推行其強力控制中國的目的。換言之，這條防護屏障不僅大大推遲了西方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中國全面入侵的時間，而且減弱了——與印度相比——其影響中國的力度。同樣的道理，正是當年從中國新疆居高臨下西進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沒有這樣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與羅馬東進速度相比——西進歐洲，并迫使可能東進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終壓垮了羅馬帝國。

伊朗高原國家正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

比較而言，處于上述“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屏護之外，且地勢低緩的印度則較容易受到外來侵犯。印度平原約占全國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000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占有絕對優(yōu)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富饒。低海拔的平緩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敵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長期占領(lǐng)。

值得中國邊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還是在中世紀繼而近代占領(lǐng)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乃至1962年早已獲國家獨立的印度人，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動中國的西南部邊陲。

這樣的歷史經(jīng)驗支持我們得出結(jié)論，對中國西陲安全有重大關(guān)聯(lián)度的是以伊朗為前沿的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羅馬帝國的東擴，今天是它們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

由此，伊朗高原國家而不僅僅是印度的反霸斗爭對中國國家安全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對伊朗高原國家原油進口有著巨大依賴性需求，伊朗高原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判斷成立的前提是中亞沒有出現(xiàn)中世紀阿拉伯帝國那樣的歷史條件——較之印度對中國更具唇亡齒寒的戰(zhàn)略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