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中國發(fā)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春秋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張維為教授與韓國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玉教授于2014年11月14日在韓國首都首爾，就中國政治和民主制度等問題進行了對話。兩位學者對話的全文刊登于2015年第一期《成均中國觀察》季刊（Sungkyun China Observer），新華網(wǎng)和《紅旗文稿》于3月10日刊載。】

李熙玉： 首先感謝您對成均中國研究所的訪問。聽說您是時隔很久之后再次訪問韓國，不知您感受如何？

張維為： 20多年前我曾訪問過韓國，這次再到韓國，再來首爾，感到很親切。首爾與20多年前相比變化很大。我感到韓國學者和公眾了解中國的愿望很強，我接觸到的韓國民眾都很友好，我們在成均中國研究所的會議也進行得很順利。

《中國超越》   張維為 著

李熙玉： 看您過去的經(jīng)歷時，發(fā)現(xiàn)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比如您曾為中國領(lǐng)導人做翻譯，又比如在歐洲的日內(nèi)瓦等地從事多年的研究教學活動后重新回到中國定居等，這些經(jīng)歷可謂不同尋常，十分引人注目。過去您為中國政治領(lǐng)導人做翻譯時，不知是否經(jīng)歷過有趣的軼事或有過比較特別的感受？另外，不知可否請您談一談在歐洲活動多年后決定重回中國的背景？

張維為：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給中國領(lǐng)導人做英文翻譯的，這段經(jīng)歷對我影響很大，因為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也是中國面臨許多困難的時候。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領(lǐng)導人展現(xiàn)了罕見的遠見、勇氣和智慧，為今天中國的騰飛奠定了基礎(chǔ)。我可以算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當時中國領(lǐng)導人會見外國客人，談的話題大都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后來到歐洲留學、做研究，重點也放在從國際視野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過去這三十多年，對中國的預測有悲觀的，有樂觀的，有意思的是，悲觀的幾乎都錯了，樂觀的幾乎都對了。我屬于樂觀的，這可能也是受到了鄧小平的影響，他遇到危機的時候，總是看到機遇。當年，蘇聯(lián)解體、東歐崩潰，很多人都覺得中國也不行了，但鄧小平認為：中國的機會來了，他認為很多人沒有看清這一點，所以蘇聯(lián)解體還不到一個月，他就“南巡”，到處講“要抓住機會”，“要改革開放”。鄧小平對“大勢”把握的非常之準，也善于營造和推動“大勢”，“大勢”一旦形成，就勢不可擋，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我判斷中國和世界事務也是看“大勢”，所以過去20來年我對中國的預測也比較靠譜。我雖然在歐洲生活多年，但每年都回國多次，到許多地方實地考察中國的發(fā)展，中國發(fā)展的勢頭和規(guī)模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聞，只能用“激動人心”四個字來形容。我一直看好中國，看好上海，并早就考慮回上海定居，我的作品在國內(nèi)也有大量讀者，所以我回國定居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回家的感覺非常之好，當然，我在歐洲生活得也很好，只是回到故土，感覺更好。

張維為教授與李熙玉教授對談

李熙玉： 您的書在中國國內(nèi)極為暢銷。韓國的中國研究者也主要是通過您那些書來了解您的研究情況?！吨袊鸷场放c《中國觸動》以及最近出版的《中國超越》似乎可以視為系列叢書，不知您執(zhí)筆寫作這一系列叢書的背景是怎樣的？

張維為：中國古人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過去20來年，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自然有很多感受和思考。我關(guān)心的是從國際比較的視野來觀察和研究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話語。自己一路走來，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思，有所悟。我親眼目睹了不同國家命運的跌宕起伏，親身感受到了中國迅速發(fā)展給世界帶來的觸動乃至震撼。我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付諸于筆端，不回避任何尖銳的問題，結(jié)果一發(fā)而不可收，先是寫了《中國觸動》和《中國震撼》。《中國震撼》所受的歡迎程度出乎我的預料。有人甚至說，《中國震撼》震撼了中國，這應是夸張之語，但我知道這本書確實影響了不少人。2014年我又出版了《中國超越》，主要探討中國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和美國模式的超越，包括經(jīng)濟總量、百姓財富、政治制度和政治話語等方面的超越。出版后也很受歡迎。這三本書構(gòu)成了我的“中國三部曲”，其中《中國震撼》已經(jīng)有了英文版和日本版，韓文版不久也將出版，希望韓國讀者可以通過這本書更好地了解中國。

李熙玉： 您的研究引發(fā)了有關(guān)中國模式的很多討論。從是否存在中國模式到中國模式是否可以持續(xù)，以及是否可以普遍適用等等，學者們提出了與此相關(guān)的各種問題。在韓國，有關(guān)這些問題的討論也一直在進行當中。不知您對中國模式持何種見解？

張維為：我想中國模式指的就是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做法、思路和制度安排。無疑，中國今天的巨大成功，背后是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是在國際競爭中形成的，所以我認為它的生命力非常強。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度的開放，中國愿意汲取別人的一切長處，但絕不失去自我。這是一個能夠與時俱進的模式，是一個不斷完善的模式。我從來不相信有什么普遍適用的模式，西方認為它那個模式是普遍適用的，到處推動“顏色革命”，但看一看烏克蘭的“顏色革命”帶來的內(nèi)戰(zhàn)，看一看“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看一看西方自己也陷入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他那個模式怎么可能是普遍適用的？中國模式當然也不是普遍適用的，但一個模式真的成功了，別人會來向你學習，今天中國周邊的多數(shù)國家，從俄羅斯到中亞國家到印度到越南，都在借鑒中國的經(jīng)驗，這種情況也出現(xiàn)在非洲和拉美。但中國不會像西方那樣到處推銷自己的模式。所謂普遍適用的模式基本上是西方一神教思維的產(chǎn)物，福山先生的“歷史終結(jié)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經(jīng)不起歷史的檢驗，當然也根本站不住腳，我在上海和福山先生辯論過，我的觀點是“歷史終結(jié)論的終結(jié)”。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jù)自己的民情國情探索自己的發(fā)展之道，它可以借鑒其它模式中有益成份，但照搬別人的模式必然失敗，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模式，像其它模式一樣，有自己的問題和缺陷，但它能夠與時俱進、自我完善，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它糾正問題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