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記者高艷平】6月底，“錢荒”襲來，海內外關于中國面臨危機的聲音再次響起。

面對銀行間資金面吃緊，央行起初并未出手放水，這一舉動，迅速被英國巴克萊銀行總結成“不刺激、去杠桿、調結構”的“克強經濟學”，并且預言，“克強經濟學”可能短期內使中國經濟某月增幅出現(xiàn)3%的低點，出現(xiàn)“臨時硬著陸”。

話音未落，二季度數據出爐，數據顯示，GDP增幅低于一季度的7.7%，下探至7.5%。多個因素疊加，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說法，在海內外媒體上開始以更大分貝流傳。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是一貫的樂觀派，他密切關注著中國經濟的一舉一動，成為最早預測宏觀調控“上下限”，以及對“克強經濟學”給予正解的經濟學家。7月22日，正在倫敦訪問的張軍教授，就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等問題接受了《社會觀察》記者專訪。

“錢荒”常有，危機不常有

《社會觀察》：“錢荒”之后不久，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已經出現(xiàn)事實上的危機，制造業(yè)領域企業(yè)已經資不抵債了，地方債務平臺償債壓力加大。危機為什么沒爆發(fā)，原因在于人們對經濟增長軌跡的預期沒有改變。一旦這些預期改變，危機馬上就會爆發(fā)。你認為危機存在么？有多嚴重？

張軍：6月底，市場瘋傳“錢荒”時，有些海外媒體就說，中國出現(xiàn)了危機，但加了前提叫“中國式危機”。這種資金緊張的局面在其他國家發(fā)生可能會有很大影響，但是在中國，貌似很嚴重，但很快就平息了，而且政府也沒有大規(guī)模出手來救。

我的看法是，經濟學家要慎言危機，因為我們學到的危機的表現(xiàn)、危機的發(fā)生機制，都來自西方。在西方，看到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就可以斷言這就是危機，或者危機已經到來。

但中國不一樣，“錢荒”在中國出現(xiàn)過不是一次兩次了。朱镕基時代整頓金融的時候，廣東信托等多少家金融機構倒掉了，也沒有發(fā)生什么危機。

一些人認為硬著陸也好，崩潰也好，說金融系統(tǒng)的風險積累一觸即發(fā)，都講了很多年了。危機為什么沒有爆發(fā)？現(xiàn)在該來反思一下，我們的理論是不是出了問題。

《社會觀察》：中國的情況更復雜。

張軍：對，東亞金融危機的時候，西方都認為，整個東亞都很危險，認為東亞經濟將就此一蹶不振。結果，這些預測并不準。比如韓國，1998年之后，反而迎來一個超好的發(fā)展時期，三星公司亂中取勝，如今成為全球通訊行業(yè)龍頭。

我們需要反思，一有風吹草動，人們就認為整個系統(tǒng)會爆掉，這是個導火索，當然我們也可以轉變思維，危機或許會對經濟產生沖擊，有沒有可能成為正能量，成為經濟結構改革的催化劑。

調結構經濟不能脫軌

《社會觀察》：“克強經濟學”在6月底成為一個流行詞匯，你發(fā)表文章認為“克強經濟學”不是通縮經濟學而是結構經濟學。從你文章來看，可否理解為信貸擴張過快及錯配必須糾正、結構改革也必須加快，但前提是經濟增長不能脫軌？

張軍：對，很多人認為要經濟增長停下來，騰出手去調結構，這是不現(xiàn)實的。調結構需要一個緊縮的局面，但不是說要經濟增長停下來調結構。比如車子要掉方向了，不是把引擎關掉熄火再拐彎。實際情況是，經濟還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在增長過程中，不斷調整結構。

1990年代中后期朱镕基時代，也曾調結構，那時候是壓縮龐大的國有部門，大規(guī)模私有化。當時推行相對嚴厲的貨幣政策，先抑制通脹，經濟開始減速，但不至于讓經濟停下來。

當時西方人就認為，朱镕基這么干，經濟會硬著陸。事實證明沒有硬著陸。

原因在于，宏觀調控只是微調，同時保持了一定的經濟增幅，沒有讓經濟失去增長動力。朱镕基時代最困難，風險最大，我們都挺過來了。

《社會觀察》：現(xiàn)在的狀況跟當時比，困難要小吧？

張軍：現(xiàn)在的情況要比當時好。

好在哪里呢？第一，就業(yè)壓力輕，那時候大量國有部門職工下崗，而且農村剩余勞動力蜂擁進城尋找出口。如果經濟出現(xiàn)顯著放緩，社會壓力非常大。但現(xiàn)在我們調結構，經濟靜悄悄的，經濟增幅從10%以上降至7%，也沒有出現(xiàn)大的失業(yè)。

第二，當時財政很困難，中央政府捉襟見肘。因為改革需要支付巨大社會成本，政府要買單的，而現(xiàn)在中央政府很有錢。今天政府的結構改革，需要財政手段補貼，調節(jié)空間游刃有余，比朱镕基時代大多了。

中國經濟正在軟著陸

《社會觀察》：現(xiàn)在看起來你對政府調控思路理解得很準確。李克強總理最近就提出，既要調結構，又要穩(wěn)增長，不能讓經濟大起大落。

此前，巴克萊銀行還認為“克強經濟學”為了調結構，會把中國經濟推向“硬著陸”，二季度數據出來之后，跟著喊防范硬著陸的聲音更多了。

張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說法講了很多年了。硬著陸有點像急剎車，經濟處于特別嚴重的泡沫和過熱的時候，必須采取急剎車的調控措施，這時候會出現(xiàn)硬著陸。

4萬億政策推出后，2009年年底，通脹從負值開始上升， 政府很快發(fā)現(xiàn)了“超調”的問題，經濟有過熱苗頭，2010年下半年改變調控方向，物價回落，GDP增長減速。直到現(xiàn)在，經濟增幅還在減速，這些都是按照政策意圖在走，為什么還說是硬著陸呢？事實上剎車好幾年了，總體上是個軟著陸的過程。

回顧歷史，20年以來，硬著陸風險最大的是1992—1994年，當時通脹最高達到24%，朱镕基采取比較激進的方式抑制住通脹，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在13%-15%。當時風險非常大，那時談硬著陸是合情合理的。

現(xiàn)在談硬著陸，物價指數在2%，經濟增幅回落到8%以下，即使政府采取袖手旁觀的政策，也不至于硬著陸，因為不刺激不意味著急剎車，而是微調。信貸方面盤活存量，并沒有讓增量為零，允許增量貸款有14%的增幅，只不過要管住增量貸款的投放方向，不讓銀行投到那些價高利大的項目，而是要投產能不足、經濟薄弱的領域，這不會產生急剎車的效應。

《社會觀察》：對于中國經濟的上限下限，據7月23日媒體報道，李克強總理最終給出了答案，經濟增長7%是下限，3.5%的CPI漲幅是上限，跟你之前的預測吻合。從國際上來看，6%也未嘗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經濟增幅，但中國認為7%的經濟增幅以下就不能容忍，測評標準是什么？

張軍：經濟增長真的降到6.9%，與7%在統(tǒng)計上可能沒有實質性差異。GDP增長的下限，跟兩個指標聯(lián)系起來：其一是就業(yè)，如果經濟增幅降到7%以下，企業(yè)出現(xiàn)大規(guī)模裁員，這說明可能就到了下限；其二是看有沒有出現(xiàn)通縮，如果CPI總體上保持正增長，說明經濟在可容忍的范圍，如果出現(xiàn)負增長，就該引起警惕了。

東亞金融危機之后幾年，中國的物價三四年之間出現(xiàn)了通縮，CPI出現(xiàn)了負增長。當時的討論非常多，因為通縮的治理比通脹的治理要難。一個前車之鑒就是，日本簽署廣場協(xié)議后，泡沫經濟破滅，通縮至今持續(xù)了20多年。通縮表現(xiàn)為，物價下跌，老百姓不愿意花錢，企業(yè)不愿意投資，經濟陷入倒轉的惡性循環(huán)。

《社會觀察》：既然不會硬著陸，但不可否認，中國經濟處在增幅放緩的軌道上，而且仍有下行的壓力。你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未來還有20年的較快增長期，那么從中長期來看，目前的經濟增幅放緩屬于什么階段？

張軍：經濟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是由長期因素決定的，不是由短期因素、周期因素決定的。

長期因素包括了資本形成情況、勞動力狀況、受教育情況、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技術進步速度，這些因素決定潛在增長率。

經濟學上有一個收斂假說，很多人犯錯誤，認為一國勞動生產率水平決定了該國的潛在增長率，事實上這個理論認為，一國勞動生產率與國際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決定未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以收斂假說來分析，當前我們與發(fā)達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還非常巨大，僅僅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未來至少有20年的追趕空間，潛在增長率每年能夠保持在7%-8%。

《社會觀察》：那么實際的經濟增幅會不會偏離潛在增長率7%-8%的軌道？

張軍：是不是會偏離，取決于今天李克強講的“中國經濟升級版”打造的成果如何。近10年來，中國經濟走勢受到外部沖擊和內部壓力多個因素影響。外部沖擊包括匯率改革人民幣升值，以及美國的金融危機；內部壓力，包括了維持過去2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長期因素發(fā)生了變化：勞動力受教育水平高了、勞動力變貴了、勞動人口增長速度放慢及社會福利提高等等。

從2004—2005年開始，這些因素就開始靜悄悄地發(fā)生了變化，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逐步體現(xiàn)的。如果前面講的外部沖擊和內部壓力沒有發(fā)生過，經濟可以按照潛在增長率繼續(xù)走，但事實是這些條件都在變，而且有些原來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比如人口紅利。所以，要保持原來的增速，有兩個辦法，一是修復原來的條件，但是這幾乎不可能；那么第二個辦法就是去適應，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支持增長的那些條件，這就有了升級版的概念，經濟必須轉換到另外一個增長機制上：經濟活動生產率更高，制造的產品附加值更大，經濟就能夠得到持續(xù)的增長。

問題在于現(xiàn)在能不能培育出跟現(xiàn)在的匯率水平、勞動率水平、工資水平、福利水平相匹配的經濟活動，高附加值的產業(yè)來。

現(xiàn)在的經濟增速為什么下降？因為我們正處在兩種增長模式轉化的過渡時期，屬于“摩擦性”的經濟增幅下滑。怎么理解呢，好像“摩擦性”失業(yè)一樣，一個國家總體上勞動力比較稀缺，工作機會大于勞動力，但還有人失業(yè)，因為一些人的受教育水平與需要的工種不匹配，這就是“摩擦性”失業(yè)。在兩種經濟增長模式轉化的過渡期，以往低附加值的產業(yè)即將被淘汰，但產業(yè)升級的速度還跟不上經濟要素的變化，那么就產生了“摩擦性”經濟增速下滑。

《社會觀察》：你一直屬于中國經濟樂觀派，就中國經濟的走勢，你與悲觀派主要的觀點差別在哪里？

張軍：悲觀派樂觀派的不同之處，集中到一點，悲觀派認為產業(yè)升級不會成功，樂觀派認為會成功。

這10年來，匯率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等短期的利空消息很多，企業(yè)面臨升級的難題，短期來講，對企業(yè)而言很痛苦，但長期看這些利空的因素就是催化劑。

如果當年沒有歐洲“火燒溫州鞋”事件，溫州人就不會提高鞋子質量。現(xiàn)在很多浙江企業(yè)，覺得生意不好做，成本太高，就轉到越南或者內地尋找空間。不想離開沿海城市的，就開發(fā)新產品更新?lián)Q代。這就是催化劑的作用。5年以后，該淘汰的都淘汰了，能升級的也初具規(guī)模了，這種抱怨就很少了。

企業(yè)家清楚地知道自己該怎么做，政策應該因勢利導，幫助企業(yè)實現(xiàn)轉型。事實上看看廣東、江浙、大連等沿海地區(qū)，從2005年以來，人民幣升值、提高最低工資、金融危機接踵而至，它們遭遇的打擊跟內地是沒法比的，政府都在很積極地幫企業(yè)實現(xiàn)轉型升級。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政府這些年來出臺的政策，你會發(fā)現(xiàn)基本上都在幫助企業(yè)減輕負擔，幫助企業(yè)轉型升級，給稅收優(yōu)惠鼓勵企業(yè)研發(fā)；再看上海，發(fā)展總部經濟、設立高新技術園區(qū)，學習新加坡搞園區(qū)模式，培養(yǎng)新興產業(yè)，這些年經濟增長雖然全國排名倒數，但仍能保持在7%的增幅。

看看底特律都破產了，政府干什么去了，這種夕陽產業(yè)不行了，只能等死。從中國沿海等地的情況來看，地方政府早年就已經在實施轉型升級的戰(zhàn)略，我覺得還有什么可悲觀的呢。

本文原刊于《社會觀察》雜志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