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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斌: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
自由主義民主的政治學方法論基礎是基于“理性人”假設的個體主義?!袄硇匀恕奔僭O起源于霍布斯的《利維坦》,可謂源遠流長,但真正成為政治學方法論基礎的還是二戰(zhàn)之后的美國政治學。美國政治學將傳統歐洲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學改造為以社會為中心,出現了影響巨大的行為主義政治學、理性選擇主義政治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量化模型研究方法?!袄硇匀恕奔僭O不但是學術的,更是政治的,福山就是借用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設而論證其“歷史終結論”的。福山根據黑格爾的“承認”哲學論述人類進步的動力,并指出“承認”思想又來自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設, “正義和公正的概念對于霍布斯來說,都建立在對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之上”。
在哈貝馬斯看來,霍布斯根本性地顛覆了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學傳統——對情境即歷史性的強調,試圖把“理性人”假設上升為解決人類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法和思想方法,“以科學為依據的社會哲學的要求,其目的是一勞永逸地指明正確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條件。它的論斷將不依賴于地點、時間和情況而發(fā)揮效力,并且可以不考慮歷史狀況建立永久性的共同體”。
客觀地說,“理性人”假設在一定范圍內可以用來分析微觀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但政治行為從來都是群體性的乃至整體性的,個體理性與群體理性之間并不一致,所以人類才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災難,美國才有二戰(zhàn)之后的“麥卡錫主義”和當今特朗普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一句話,自由民主政治危機就是以個體主義為方法論的政治學的危機,政治學必須尋找新出路。出路何在?
其實,即使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巴林頓·摩爾為首的幾代學人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幾乎代表著美國社會科學的最重要成就,看看沃勒斯坦、查爾斯·蒂利、邁克爾·曼等人的名字就知道了。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學研究也開始出現“歷史轉向”,歷史制度主義成為一種主流方法論。事實上,以歷史為基礎的政治學曾在西方政治學學說史上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從古典時期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到近代的馬克思政治學,都是歷史主義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國家歷史很短的德國人,居然搞出一個“德國歷史學派”,從洪堡到韋伯都是其代表人物;后來影響廣泛的胡塞爾“現象學”所倡導的“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回到歷史之中。只不過,這個西方社會科學中固有的強大的歷史傳統被更兇猛的“理性人”浪潮淹沒了,大有使得政治學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科學走入死胡同之趨勢。
基于“理性人”假設的量化模型研究在中國政治學中也開始興起,但中國的“國家性”決定了政治學中的歷史路徑不但不會被取代,而且必然復興起來。常識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延續(xù)5000年而未曾中斷的文明體,有的文明有古而無今,比如古希臘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有的國家有今而無古,這樣的國家更多。所以,在芬納著名的《統治史》中,中國是唯一貫穿了古代、近代、現代的國家。而且,中國歷史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其政治史和國家史屬性,而其他文明體系下的國家歷史多為文化史、社會史和宗教史。對于中國歷史特性的認識,錢穆先生有過深刻論述,“中國歷史自有其與其他國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顯見者卻在政治上。亦可說中國民族性擅長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動為其勝場。能創(chuàng)建優(yōu)良的政治制度來完成大一統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大一統之局面歷數千年之久而不敗。直到今天,我們得擁有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舉世莫匹,這是中國歷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歷史之無上成績?!?
這種獨特性意味著,中國歷史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學原理,研究中國歷史必然研究政治學說史,何況,中國擁有發(fā)達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僅僅如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在研究路徑或者方法論意義上,中國的政治學必然是歷史政治學。
梁啟超(左)、錢穆
“歷史政治學”概念雖然是新近提出的,但事實性的歷史政治學研究在中國有其固有傳統,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如前,歷史上的經史之學其實就是中國政治學,但是當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被引入中國之后,梁啟超和錢穆被認為是“歷史政治學的雙重源頭”,諸如梁啟超的“國風論”,錢穆的禮治即法治論,都是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一種政治學論述。梁啟超基于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而第一次提出的“民本主義”概念,就是最典型的歷史政治學路徑的發(fā)現。這些年來,徐勇教授基于血緣關系的“祖賦人權”概念、“家戶本位”概念,都是典型的歷史政治學研究。我們相信,一旦在學科意義上提出歷史政治學,必然會形成強大的學術共同體,因為中國人幾乎是與生俱來的“歷史學家”,歷史是政治學者的“初心”。歷史政治學的成果值得期待。
那么,到底什么是歷史政治學呢?首先,和成熟的歷史社會學一樣,歷史政治學也是一套認識論、方法論,即從歷史出發(fā)去研究問題,或者說把問題置于歷史之中,以證明或者證偽既有的理論命題,或者發(fā)現新理論。在方法論意義上,借鑒歷史制度主義方法論中的一些關鍵詞,諸如路徑依賴、時間進程、時間性、關鍵節(jié)點、報酬遞增等分析性概念,使得從歷史出發(fā)的歷史政治學研究更加科學化,即更有針對性地回答因果機制,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模糊的因果關系。
其次,歷史政治學之不同于歷史社會學的意義,在于其本體論意義。歷史政治學中的“歷史”不再簡單地是一種觀念,即所謂的歷史觀,還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一種“what is”;歷史政治學中的“政治學”,是研究政治價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三位一體的學問。因此,具有實在意義的歷史與當下政治價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關系,就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政治學。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政治學幾乎是為中國政治學量身定做的一種學說,因為中國歷史的連續(xù)性、不曾中斷性造就了“恒常性”。這種“恒常性”不是沒有歷史,而是一種歷史的延續(xù)性,但西方人則習慣以自己之多變而將這種延續(xù)性視為停滯。這個認識對于理解中國歷史很重要,“沒有歷史”與“歷史的延續(xù)性”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因為這涉及如何認識“歷史”這個根本問題。在“沒有歷史”的觀點看來,中國不但是不變的,而且是落后的象征;而從“歷史延續(xù)性”來看,中國歷史一開始就與西方不同,這個不同就是“早熟”或者說早發(fā)的現代性,正如福山說秦王朝是最早的現代國家。歐洲的現代性政治何時到來?加州學派的王國斌教授這樣描述,在公元1400年,“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在政治組織方式上雜亂無章,眾多的小型政治單位(包括城邦、主教領地、公國和王國等)并存。而此時的中國卻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基本上不存在歐洲式的貴族、宗教機構和政治傳統”。換句話說,按照歐洲的標準,中國早已經進入“近代”社會,具有了“現代性”。既然已經具有了現代性特征,中國歷史還要往哪里變呢?以西方人提出的現代性標準,比如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創(chuàng)始人蘭克所說,到15—16世紀,歐洲開始有了“近代”特征,出現了民族國家、官僚政治、政治事務的世俗化、常備軍等,而這些都已存在于先秦政治之中。
再次,由于歷史政治學具有本體論屬性而歷史社會學主要是一種歷史觀,決定了歷史社會學的學術意義主要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變遷,諸如我們熟悉的歷史社會學作品;而本體論是多層次的,有宏觀、中觀和微觀,因此歷史政治學不但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變遷,還可以用來研究中觀問題乃至微觀問題。中觀問題比如中國固有的協商政治傳統如何自然地轉化為協商民主、自古以來的用人之道與“致治”的關系、管理官員的吏部與組織部人事部的關系,等等;微觀問題比如認知心理學上的問題,自古以來的家庭本位、關系主義如何影響當下的政治行為和政治價值。
最后,歷史政治學的政治功能問題。歷史社會學號稱不持價值取向,沒有為政治論述的合法性功能。但是,歷史政治學的本體論存在決定了,歷史政治學具有不可回避的政治功能問題,因為現代政治價值、政治制度之歷史連續(xù)性意義上的存在,就是一種合法性政治論述。政治學說具有政治功能,是天經地義的事,相反,如若失去了政治功能,這樣的政治學說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號稱行為主義科學的方法論,諸如前述的“理性人”假設以及后來的理性選擇主義,都是個體主義方法論,而這個方法論的政治功能就是捍衛(wèi)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由此推之,捍衛(wèi)一種政治制度的方法論對于另外一種性質不同的制度而言,就是革命性方法論。這就是政治學理論的本質屬性,無需回避,否則就是帶上面紗的虛偽理論。
歷史政治學用來研究什么?有學者指出,對于中國政治學者而言,歷史政治學大約有三大研究議程:完整地描述中國國家形態(tài)演變的歷史、建構關于中國政治的一般理論、研究世界政治史以發(fā)展國家類型學和一般政治理論。已經有學者運用歷史社會學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形態(tài)與歷史中國的關系、改革前后中國的政治連續(xù)性。其實,歷史政治學的本體論屬性決定了,歷史政治學可以用來研究諸多宏觀、中觀和微觀的議程。這并不意味著歷史政治學可以窮盡一切研究議程,任何一個知識門類解釋問題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因此歷史政治學并不排斥其他方法論。
結語
作為“以中國為方法”的歷史政治學,是幾代政治學人在中西文明互鑒中艱難地探索出的一個學科范疇性質的知識門類,不但是一種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還是一門學科,這是因其本體論屬性。作為一門知識門類或者學科范疇,其“中國性”屬性是顯然的,與基于“理性人”假設的“西方性”政治學說形成鮮明對照。只有具有學科范疇的歷史政治學的出現,即有主體性方法論自覺和自信,才能在文明互鑒中系統化地建構自主性政治學話語體系,更規(guī)范、更深入地回答“中國性”。推而廣之,凡是擁有自己歷史和文明的國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國家性”問題。沒有這樣根本性命題的政治學理論,一個國家就可能犯戰(zhàn)略性顛覆性錯誤。
需要指出的是,建構自主性、“中國性”的學說,并不意味著拘泥于“特殊性”而排斥所謂的“普遍性”。其實,近代以來,中國難道不是一直在擁抱、接受“現代性”和“普遍性”嗎?相反,西方國家又接受了多少非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呢?應該換個角度看問題,為什么西方國家宣稱其文明是普遍的乃至“普世主義”的,而中國人卻一直自認是“特殊的”?在比較文明的意義上,沒有哪家文明是“普世主義”的,文明只能是多元的。文明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分是假問題,多元文明互鑒是真問題。之所以還存在特殊性與普遍性之爭,這是中國一度落后于西方而形成的歷史印記,是中國人陷入的一種“問題陷阱”。如果非要說中國的“特殊性”,那就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連續(xù)幾千年存在的政治共同體,這應該是任何其他文明體渴望而不可得的“特殊性”。
(原刊于《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
- 原標題:楊光斌:以中國為方法的政治學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責任編輯: 朱敏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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