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一篇寫道，今日中國人站在70年新中國這個新的高峰回望歷史之路時，會在5000多年前那個起點處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個多元一體的巨大“叢體”在“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這一廣闊的土地范圍內同時發(fā)生，并啟動了“中華文明總進程”。

多元一體、巨大“叢體”、總進程……，同一時期或者更早的世界其他文明，也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同一地區(qū)更早時期的人類遺跡、農耕聚落、石質工具、禮器和符號、文化圈特征……，都是文明嗎？當然不是。如此說來，在距今5000年前后，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總進程的赫然發(fā)生，不僅是中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所謂“文明”，就是一個向未來連續(xù)演化的進程。而文明之前的原始社會，則是變化非常緩慢的停滯社會。

根據(jù)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研究，在他那個時代，西方學者在全世界總共發(fā)現(xiàn)了超過650個“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會，而人們斷定，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社會數(shù)量還要多得多。然而，從數(shù)量巨大的原始社會中，最初只有很少幾個社會直接從中脫穎而出，啟動了各自的文明發(fā)展進程，成為第一代的文明社會。湯因比的觀點是只有6個，即古代埃及、蘇美爾、米諾斯、瑪雅、安第斯、古代中國社會。[1]

圖1：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曾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注意：第一代文明社會中沒有古代印度 [2]，也沒有古代希臘，當然更沒有所謂的西方。因為各種證據(jù)表明，它們都不是原生文明，而是以更古老的文明社會（如蘇美爾、米諾斯等）為“母體”的第二代“子體”社會。而西方社會，更是羅馬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分裂之后的一個第三代新生兒，其“搖籃地”從古代希臘社會向西北方向轉移而來，距今只有不到1500年的文明史。

關于文明社會之間的比較以及代際劃分，暫時放一下，后面再講。本篇主要講定居文明和“天下”型定居文明的重大意義。

“天下”型定居文明

為什么絕大多數(shù)原始社會最終都自生自滅了，而只有極少數(shù)的幾個社會擺脫了緩慢變化或停滯狀態(tài)開始了偉大的文明發(fā)展進程？

今天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基于農耕經濟的定居生活方式，是完成這一重大跨越的關鍵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震中教授說道：“總之，農業(yè)的起源，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進步，以農耕畜牧為基礎的定居聚落的出現(xiàn)，是人類通向文明社會的共同的起點。從此，由村落到都邑，由部落到國家，人類一步步由史前走向文明。”[3]

今天的世界，大部分人類都已轉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城市還是鄉(xiāng)村，都有固定在某地的家庭。而那些居無定所、四處游蕩、在遷徙中謀生的人群已經很少了。這就容易令人產生錯覺，以為歷史上人類一直如此，定居的人群是多數(shù)，游動的人群是少數(shù)。

其實，情況恰恰相反。如果從今天向過去做時間穿越，觀察者會發(fā)現(xiàn)，僅僅在數(shù)百年前，世界上還有大量四處遷徙的移動人口，不僅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游獵民族（如歐亞大草原上的諸民族），還有大量靠長途販運為生的游商民族（如阿拉伯駱駝商隊），以及靠征伐和搶劫為生的游盜民族（如歐洲的蠻族和海盜）。相比之下，安土重遷、終生靠農耕為生的定居民族其實反而是少數(shù)。

隨著時間向過去一路逆推，游動人群超過定居人群的比例也越來越大，到了距今5000年前中華文明開始發(fā)生的那個時期，觀察者才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原來，從游動轉向定居，是文明的一次艱難躍升。而且，定居的范圍越大、人口越多，文明躍升的動力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