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邵善波】

香港政府為《基本法》23條立法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眾咨詢。咨詢期不長，時間選在農(nóng)歷新年前后，給人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感覺。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是香港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立法任務，也解決了香港回歸20多年以來的一個頭痛問題，使香港在風風雨雨后，能夠重新上路，是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里程碑。

1月30日，香港特區(qū)行政長官李家超主持“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咨詢”編輯會（圖片來源：ICphoto）

政府的咨詢文件長達80多頁，準備訂立的法例名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文件涵蓋和說明了法例的各個方面，內(nèi)容相當全面，當中大量引述和引用外國、特別是施行普通法國家的相關(guān)法例，以作參考和比較，用意看來是向公眾說明國家安全立法普遍存在，外國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往往比香港準備訂立的嚴厲得多。

香港資深傳媒人陳景祥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3條咨詢文件第1.5段指出：‘在一個國家之內(nèi)的任何地方，必須適用同一套國家安全標準。香港特區(q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應同樣適用國家的國家安全標準……而香港特區(qū)本地法例中就‘國家安全’的定義，應與國家法律中‘國家安全’的定義一致。”他指出，“換言之，在國家安全的議題下，只有‘一國’沒有‘兩制’。”

國家安全，無論問題出現(xiàn)在哪里，處理的原則及目的當然只能用同一套的國家安全標準。香港，也包括澳門，甚至臺灣，國家安全的目標及標準都是一樣的，但處理的辦法則不一定、也不需要相同。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處理這些問題，就要按當?shù)氐?、?nèi)地以外的“一制”的法律、制度、方式去處理，這是“一國兩制”設立的基本考慮及原則。

如果在處理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只有“一國”，沒有“兩制”，那就根本不需要在香港另外制定有關(guān)國家安全的法律。國家可以將這類事情，無論是調(diào)查、檢察、審判、服刑，與國防和外交事務一樣，由國家的體制去處理。《基本法》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管制這方面的事務，又證明事實并非這樣。

這樣做當然不是消解“國家安全”問題的嚴肅性和統(tǒng)一性，相反恰恰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使其能夠在香港真正落實下去。方法和手段的靈活，正是為了目的的達成。

陳景祥在文章中還提到，“內(nèi)地的國家安全觀主要思維是嚴防西方干預、防止西方在內(nèi)地推動‘和平演變’。當香港通過23條立法后，在國安問題上將會與內(nèi)地保持高度一致?！睂Υ?，香港和內(nèi)地社會早有共識。西方國家到處推動“和平演變”，香港也是他們的目標，回歸以來香港發(fā)生的很多事，正是有人在外部勢力支持下，企圖將香港打造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并企圖奪取香港的管治權(quán)。

陳還指出，“在西方國家的盤算中，23條通過后，香港已徹底跟西方國家分道揚鑣”，但早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及落實后，美西方就已經(jīng)對香港的政治角色作出調(diào)整，他們在香港的政治活動，不可能與以前的一樣，香港目前為《基本法》23條立法并不是造成西方國家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原因。至于在歐美主導下的金融體系下，香港會不會不再被視為“國際金融中心”，這不是他們說了算的事。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無可避免觸及公民權(quán)利和自由的問題，咨詢文件多處提到這點，反復強調(diào)會在兩者之間謀取平衡。安全和自由之間有一種辯證關(guān)系，既相連，又矛盾：不在權(quán)利和自由上作一定的讓渡，安全無法保證；安全建立不起來，權(quán)利和自由也會失去保障。

咨詢文件提到了這一點，但這個平衡難以抽象地定出具體原則、客觀標準。這個問題可以被提出來討論，但正式立法時不一定能解決，我們對此可以適度期待，但也要從實際出發(fā)。香港社會一向重視權(quán)利多于義務，過于功利主義，這種傾向需要通過這次咨詢討論過程作出引導及調(diào)整。

從目前的媒體討論看，此次征詢較受公眾關(guān)注的有以下幾項：泄露國家秘密可否以公眾利益為抗辯？新聞編輯可否有特殊例外處理？煽動罪如何和意見表達的自由相區(qū)別？勾結(jié)外國勢力和香港廣泛的國際聯(lián)系是否有矛盾？涉嫌干犯國家安全罪者在被拘押期間，不得接觸特定律師，這規(guī)定是否侵犯公民應得的法律保障？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都屬于慣常的爭議，脫離具體實際情況及事例，很難解決。

首先，以什么理由抗辯，完全是辯方的權(quán)利，所以沒有“泄露國家秘密可否以公眾利益為抗辯？”的問題。提出這個意見的人，實際上是要求立法時，訂明可以以公眾利益為理由，泄露國家機密。但如果具體探討下去，技術(shù)上明顯是不可能的。誰來評估“公眾利益”？涉及的公眾利益有多重要？被泄露的國家機密會對國家造成多大的傷害？這些問題都將成為立法過程中的難點。

以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成功推翻泄露國家機密控這種犯罪行為的典型案例，就是《紐約時報》刊登美國國防部機密研究報告“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的一案。美國最高法院確認，因應公眾利益理由，雖然《紐約時報》的行為明顯是違反法律，但仍判它無罪。在“某些情況”下，因為公眾利益的考慮，可以違反國家的保密法，已因應這案例成為一個法律原則。

在普通法的體制下，香港也維持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這個案例自然也可以引用到香港，這完全是香港法官的酌情權(quán)。但應慎重指出，“五角大樓文件”一案，涉及的官方保密材料，是美國國防部對美國如何介入越南戰(zhàn)爭的一個歷史研究報告，不涉及軍方當時的事務及行為，故對美國政府當時的施政沒有造成即席的傷害。加上法院認為公民對這件事情有知情權(quán)，故作出了這個歷史性的判決。在立法的過程中，沒有可能就這些抽象原則，及對立的利益考慮，作出具體的法律規(guī)定。

另有意見提出，能否給予新聞工作者一個特殊的豁免。作為“第四權(quán)”，新聞工作者的工作也是為公眾利益服務。從好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一個利益群組為伸張自己的好處而作出的要求。從壞的角度來看，這絕對是個荒謬的建議。不少間諜是以新聞工作者的身份進行活動，如果新聞工作者擁有及泄露國家機密的豁免權(quán)，就變成天下第一大笑話。提這些建議的人，應先要求那些重視人權(quán)自由的美西方國家，先行落實這個鬼主意。

香港街頭（圖片來源：ICphoto）

另一個可笑及幼稚的質(zhì)疑，就是“煽動”的定義是否過寬？如何與意見表達作出分別？會否影響辯論自由？在普通法的案例中，已有大量涉及“煽動”的判例，對“煽動”的定義已有明確的規(guī)范?！吧縿印泵黠@不是一般的意見表達，這差別并不含糊，也不難分辨。提出這個意見的人，是在“捉蟲”，無中生有。

有媒體嘗試將這次立法的內(nèi)容和2003年的立法草案比較，認為這次的立法范圍廣闊得多，涉及的規(guī)定也嚴厲得多，這種說法沒有問題，但經(jīng)不起分析。2003年時，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香港社會，均未形成對國家安全的概念，當時我們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與今日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香港還經(jīng)歷了2014年“占中”及2019年“黑暴”，因而將兩者比較意義不大。

正是由于上述幾個原因，現(xiàn)在香港社會已普遍接受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因而對這次立法也就表現(xiàn)得平靜。當然，如何管控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件復雜的事情，法律的完善通常主要倚賴在實踐過程中的不斷改進、補充，以呼應實際情況，香港社會應該明白這一點。

故此，展望今次立法，相信會在無風無浪之下進行，咨詢期結(jié)束后，法案很快會呈上立法會，估計在立法會暑假休會前便可完成立法。

另一個要留意的事，是咨詢期開始以來，外國的反應相當有限，只有個別政客作出過一些負面評論，官方的表態(tài)也相對慎重，多只表示關(guān)注。不過，這當然并非代表美西方不會介入香港這次的立法，估計到了進入正式立法程序及立法完成時，美西方國家會有所行動，這點應在香港政府的預計之中，不會影響我們的立法進程，而且也看不到外國政府除了表態(tài)外，還有什么可以針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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