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觀察者網(wǎng)吳迪】寫關于亨利·基辛格的傳記快到一半的時候，我突發(fā)奇想，一個很有趣的假設出現(xiàn)在了我的腦海里：美國前國務卿的成功、名譽、良好的口碑等等，是否不僅僅因為他超人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更是因為他在構建協(xié)調的人際關系上的卓越能力呢？這樣的才能不僅僅局限于尼克松以及福特執(zhí)政時期，和同事之間建立的友好關系，更在于和政府之外的人建立友好關系的才能，比如和記者、媒體、外國大使、各國領袖，甚至和好萊塢的制片人等等。如果這本書第一卷的副標題——《理想主義者》，已經讓你們感到驚訝了，或許第二卷的副標題應該叫做《人際網(wǎng)絡搭建者》會比較合適？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退化》的作者尼爾·弗格森1月20日在美國POLITICO網(wǎng)站刊發(fā)文章：《亨利·基辛格的成功秘訣》

無論你對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一步步崛起向權力中心不斷靠近的過程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議的。作為一個來自納粹德國的難民，基辛格在美國服兵役期間就成為了一位精通歷史、哲學以及地緣政治的學者，他也是在冷戰(zhàn)期間被美國政府籠絡的眾多哈佛教授之一。1968年12月，他被任命為理查德?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這令許多人（尤其是基辛格本人）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在此之前的10年當中，基辛格與尼克松共和黨內的競爭對手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關系十分密切。前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在病床上也對此項任命表示疑慮，當他聽到尼克松的選擇時評論道：“基辛格是個教授，你應該讓教授們去搞研究，而不該向他們授予決策權。”

對于大多數(shù)研究基辛格在華盛頓職業(yè)生涯的學者來說，他們都傾向于把基辛格迅速上升的影響力歸結為他和尼克松之間的親密關系，或歸結為他在官僚主義斗爭中展現(xiàn)出的如魚得水的才能，盡管作為一個學者，尼克松本人對這種官僚潛規(guī)則還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然而，這樣的傾向卻忽略了基辛格最為獨特的為人處事風格：當他身邊的人還在繼續(xù)被雇傭他們的規(guī)則條款所束縛手腳時，基辛格從一開始就投入相了當大的精力，建立了一個向橫向四面八方擴展遠超出華盛頓環(huán)城公路約束的人際網(wǎng)絡，通過一系列的“往返通道”，他的人脈從美國的媒體通到美國的娛樂產業(yè)，甚至更為重要的，通到了幾個關鍵國家的政府?；粮裨趫?zhí)行工作時展現(xiàn)出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即使是與最冷漠的對話者，他也能與其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和理智上的溝通。而這種技巧在他被以冷酷理智聞名的尼克松總統(tǒng)任命之前就已經熟練運用了。正是基辛格在構建人際網(wǎng)絡方面的獨特才能，而不僅僅是他的學術敏銳性或權力政治解讀能力，才使他成為如此令人敬畏的人物。而他在政治舞臺上的出現(xiàn)也恰逢其時：世界正從早期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意識形態(tài)分歧斗爭的冷戰(zhàn)時期向一個相互依存的“多極化”趨勢發(fā)展的新時代轉變，用《時代》周刊的話來說，基辛格是“一個在正確的時間出現(xiàn)在正確的地點的正確的人。”

事實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一次偶然的與一位東方領導人的會見，預示著基辛格一場最為偉大的外交勝利——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關系的建立。

在斯大林死后很長一段時間里，蘇聯(lián)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系統(tǒng)性摧毀個人社交，致使社會成員陷入孤立狀態(tài)。即便在20世紀60年代末，當蘇聯(lián)公民遇到美國人時(當然這樣的狀況很少發(fā)生)，他們也不得不保持警惕。而普格沃什科學家會議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今天，在1995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普格沃什幾乎成為了一個通過所謂的“雙軌外交”來處理裁軍問題和解決國際爭端的同義詞。然而在冷戰(zhàn)期間，這些會晤的性質更加模棱兩可，因為參加會議的蘇聯(lián)學者必須事先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準，有時甚至還要得到政治局的批準?；粮窬褪窃谶@樣的環(huán)境中變得慢慢老練起來，他參加了數(shù)次此類會議，并且用他標志性的、辛辣的幽默感給蘇聯(lián)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6年，在波蘭勝地索波特舉行的普格沃什會議上，基辛格被蘇聯(lián)猛烈抨擊中國的言論震驚了，蘇聯(lián)數(shù)學家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亞諾夫(Stanislav Emelyanov)在乘船前往格但斯克港時告訴基辛格，“中國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個法西斯國家。美國和蘇聯(lián)在抵制中國擴張方面有著共同利益”。艾梅利亞諾夫坦承，自從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演講后，他還沒見過蘇聯(lián)政府如此不安過。也正是多虧了普格沃什，基辛格才得到了從波蘭前往布拉格的邀請，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安東尼·什奈達雷克（Antonín?nejdárek）。安東尼之前領導在德國的情報工作，當時已是捷克國際政治經濟研究院院長。此后這兩人在維也納舉行的倫敦戰(zhàn)略研究所年度會議上再次會面，這個捷克人坦率地警告基辛格說，蘇聯(lián)人無意幫助美國人從越南戰(zhàn)爭中脫身。事實上東南亞的危機可能會成為“一個幫助(莫斯科)加強對東歐控制的方便的借口”。

在所有這些交談中，最具啟發(fā)性的發(fā)生在1967年的1月當基辛格返回布拉格的時候。安東尼·什奈達雷克再一次警告稱，莫斯科已經對東歐國家日益增長的自由運動變得越來越敏感，尤其是捷克正努力減少對莫斯科的經濟依賴。這一次，他提出了一個讓基辛格不得不承認“從未想過”的問題，當然，前提是如果基辛格認為中美合作正處于醞釀當中的話。感受到這位美國同志的意外，安東尼·什奈達雷克解釋道：“蘇聯(lián)人很把中國人對他們的敵意放在心上，（對蘇聯(lián)的攻擊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顯著特征），蘇聯(lián)人不甘心社會主義陣營就這樣解體，更不愿意他們作為列寧主義內涵闡釋者的地位受到挑戰(zhàn)。他們旨在影響中國內部形勢發(fā)展的意圖總是掩飾得很好?！?

相應地，毛派正拼命地想要“把蘇聯(lián)人全部從中國驅逐出去。沒有什么事情比與蘇聯(lián)徹底決裂讓他們感到更安全。”的確，文化大革命看起來像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裂痕，因為此時的中國人像是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無論毛澤東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上的偏好是怎樣的，他所能掌握的人力資源水平都迫使他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當然前提是如果他發(fā)起的運動還受他掌控的話。盡管毛派的人言辭激烈，但他們很有可能采取比蘇聯(lián)更靈活的對美政策。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人將不得不重新調整政府構架以重建權威，到那時中國也會與美國簽訂一種互不侵犯的更加友好的條約。當然，中國內心里還是十分憎惡美國的。但是，沒有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會忘記希特勒與斯大林簽訂的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