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的一天，印象中天氣要比往年上海的春天晴朗些，我陪傅高義先生走進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qū)圖書館的報告廳，一下就被報告廳內(nèi)比春天還熱烈的氣氛感染了，攝像機的多個機位可以不說，記者們的長槍短炮姑且不論，滿屋子實實在在的聽眾卻無論如何不能忽視，三百個座位的報告廳估計硬塞進來五百人，在號稱“閔大荒”的新校區(qū)可以稱得上是盛況空前了。

面對這樣的場面，我才真切地感受到《鄧小平時代》（傅高義著，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1月）原來如此受歡迎。盡管這本書自從英文本出版后就爭論不斷，褒貶不一，但隨著繁體中文翻譯本的問世，特別是這一版簡體中文本雖然略有刪節(jié)，翻譯上也不無瑕疵——如把最早發(fā)表鄧小平“南巡”消息的“《深圳特區(qū)報》”譯為“《深圳日報》”，將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誤為“謝飛”，等等——卻依然得到熱捧。這表明傅高義透過“一個人”看“一個時代”的寫法所表達的意涵：鄧小平改造了中國，對于在某種程度上還是生活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仍然富有吸引力。

傅高義的這本書在2013年刮起了一股“鄧小平熱”

假如把“鄧小平時代”把握為一個“思想時代”，那么王元化先生無疑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人物之一。猶記得1990年代初期，我還在華東師大中文系讀研究生，有一次王先生——那時他還在系里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博士生——給我們做講座，專門談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還討論了他正在研究的杜亞泉關(guān)于“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的觀點，我當時正在讀被“五四”新文化批判的《學衡》雜志，當然對王先生的看法大為嘆服。不過，嘆服之余也有一點小小的疑問，那就是這樣的反思與王先生1980年代倡導(dǎo)的“新啟蒙”究竟是怎樣一種關(guān)系？就像杜亞泉與陳獨秀、《學衡》和《新青年》的辯難是拓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辟的論域，還是試圖另辟蹊徑，走出一條新路？倘若真想走出新路，那么這一思路的現(xiàn)實對應(yīng)物又是什么？

多少年后讀到《王元化晚年談話錄》（吳琦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還是沒有完全打消我的疑問。這本“談話錄”是王先生生命最后兩年的絕唱，他在和學生的對話中反復(fù)提到自己的“第三次反思”，也即受老朋友林毓生介紹的“蘇格蘭啟蒙”思想的影響，進一步追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乃至文化激進主義背后“啟蒙理性”的僭越，深刻懷疑“人類認識，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指出“那些把認識到的就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人，會非常大膽和獨斷”。

然而問題在于，這一理性反思的高度迫使人們回到歷史演進的脈絡(luò)中尋求出路，可被其當作反思對象的“理性僭越”卻又構(gòu)成了無法回避的歷史前提。具體而言，就是所有質(zhì)疑“五四”啟蒙理性過于激進的想法，都必須意識到質(zhì)疑對象本身構(gòu)成了質(zhì)疑的語境、前提和脈絡(luò)。這種悖論式的存在同樣體現(xiàn)在王先生身上，往往表現(xiàn)為“沉潛”和“熱烈”之間的并置與緊張：“對談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見，都會直率地說出來，有時甚至會十分熱烈地與你大聲爭辯，顯出他的英銳和激烈。但遇到需要考慮的問題，他就會變得冷靜起來，沉著仔細地再三斟酌，然后做出判斷。這跟他學術(shù)著作中的嚴謹深刻一樣，又顯示出了他的沉潛的一面。”（錢谷融：《談王元化》，《錢谷融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王元化先生身上有“沉潛”和“熱烈”之間的并置與緊張

輾轉(zhuǎn)于“沉潛”和“熱烈”之間并非只有王元化先生，可以說幾乎成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寫照。阿蘭•布魯姆曾這樣稱贊亦師亦友的科耶夫：“科耶夫首先是一個哲人——這至少意味著他最感興趣的是真理，整全性的真理。他對厘清世界的激情，遠勝于他改變世界的激情”。但科耶夫的傳記作者多米尼克•奧弗萊（《亞歷山大•科耶夫：哲學、國家與歷史的終結(jié)》，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9月）卻認為，科耶夫強烈地想要作為一個“智慧者”行動，而不是像一個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純以“思想”為業(yè)，整天生活在“文人共和國”中。

在科耶夫看來，“知識分子”有可能沉湎在一種無限的反思中，因為他不能真正地證明反思所提出來的任何東西，而只是無窮盡地兜圈子；不過，拒絕抽象的反思，并不等于完全擁抱“實踐”：“實踐者——純粹的實踐者——也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一種類似的處境中，只是與知識分子剛好顛倒。他想要表明的只是他的實效性。關(guān)于這種實效，他什么也不能證明，因而，他其實只要展示這種實效性。他卻天真地以為已經(jīng)證明了它。這就是為什么他的實效性仍是相對的、有限的、功能性的。總之，實用主義囿于行動，而理論家或知識分子則永無實效”。所謂的“智慧者”就是要超越“反思性”與“實效性”構(gòu)成的“僵局”，“對科耶夫來說，智慧者的活動就預(yù)設(shè)著對在人之實存的‘實踐’（實效性領(lǐng)域）和這一實存的理論領(lǐng)域之間的‘歷史’對立的一種解決，一種可以說是付諸行動的解決，但為了使一種綜合得以可能，還需要能真正地理解人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然后由此引出結(jié)論。”難怪在這個意義上，人們不僅贊嘆科耶夫?qū)诟駹枴毒瘳F(xiàn)象學》的解讀，深刻影響了一代法國學人的思想，而且驚嘆于他對法國“國是”的切實介入，對關(guān)貿(mào)總協(xié)定建立的巨大貢獻。

如果“沉潛”代表“理論”，“熱情”標示“實踐”，那么科耶夫的“智慧者”當然是為了消弭這兩者的緊張。但對于生活在“鄧小平時代”的我們，由于信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關(guān)注“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相信“摸著石頭過河”……卻越來越難以感受到“沉潛”與“熱情”的緊張，似乎忘了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青年時代就對“思想變革”、“文化革命”滿懷憧憬：“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以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呼，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噎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致黎錦熙》，《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2013年1月）并且如魯迅召喚“摩羅詩人”那樣大聲疾呼：“安得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在今天，也許要重新找到貫穿“思想”和“現(xiàn)實”、“理論”與“實踐”的方式，才能再次體會到“沉潛”與“熱情”悖論式的存在，才能“真正地理解人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