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觀察者網馬力】在過去50年里，預測中國的未來一直是一個常玩常新的游戲。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例證是，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公報用頗為隱晦難解的措辭宣布：中國將開啟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但當時沒有一位西方經濟學家能明確預測到中國將擁抱資本主義式的企業(yè)制度（entrepreneurialism）、施行半自由的市場經濟以及接受外國投資。

日本《外交學者》網站3月11日文章：《命運轉換——動蕩的世界，穩(wěn)定的中國》

羅格·歐文（Roger Irvine）曾就過去幾十年里各方對中國的預測寫過一本名為《預測中國未來》（Forecasting China’s Future）的書，該書采用非常有趣的手法介紹了各種關于中國的預測，內容涵蓋廣泛，而某些“預測”真可稱得上是天馬行空。但其中也提到了一位學者型外交官史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的精準預測，他后來還出任了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這位大使曾對中國1976年之后的大致道路給出了頗為準確的預言。他指出“四人幫”的那一套主張和做法已經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不合時宜。他還看到，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在當時已經不具有可持續(xù)性，極左思潮也行將破產。事實證明，他的判斷非常準確。僅僅幾個月之后，中國這個巨大的國家果然如他所言打破了舊有體制，開啟了全新的時代。

大家已經看到，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走下中國的政治舞臺，而且還將這個國家?guī)нM了今天如此繁榮的時代。在其他很多領域，中國也都讓諸多中國問題專家們的預言落空。

另外，最近大家對中國短期乃至中期未來的預測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人們都認定中國的國內社會問題以及遲滯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永遠擱置不動。他們認為一場激烈的變革將不可避免，問題只是何時發(fā)生而已。在此類預測中，大多數學者的論點是基于所謂的中國以外的世界有著很強的穩(wěn)定性和可預測性，美國和歐洲尤其如此。他們認為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經歷了數百年的發(fā)展和沉淀后已經相對成熟。同時，西方的法治和政治體制發(fā)展也先于中國。而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多黨民主制度相比，顯得更加脆弱，可持續(xù)性更差，也更加缺乏生命力。

2017年，這些熱衷于預測中國社會不穩(wěn)定的政客學者們將不得不反思并大幅修改上述結論。歐洲和美國都已經問題纏身。如果極右翼候選人馬麗·勒龐（Marie Le Pen）今年贏得法國總統選舉，那么歐洲的未來會變得更加不確定并充滿混亂，就像人們以前對中國所做的預言那樣。

在此背景下，我們將不得不面對一個莫大的悖論——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被西方詬病已久的“一黨制”比其他國家的多黨選舉政治制度更穩(wěn)定、更強大。當歐美的體制因容忍異見、開放和多元而陷入半危機狀態(tài)時，對中國的領導人來說，中國制度的簡潔高效有利于國家保持穩(wěn)定并使人民對國家充滿信心。

更糟糕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麻煩不斷、手足無措時，如果中國再出問題，這個世界將徹底墜入噩夢當中。這個世界已經不能承受更多的不確定和不穩(wěn)定了。中國的體制在不少人眼里或許有些“專制”，但它至少提供了當下世界急需的可預測性?？深A測性是非常寶貴的，在歐洲和美國已經如此糟糕的情況下，期盼中國共產黨進行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政治改革并非明智之舉。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最好保持現狀，待將來世界局勢趨于穩(wěn)定再提改革不遲。

其實，眼下的局面對西方發(fā)達國家來說是一個頗為不錯的機會。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西方面前處于弱勢，而現在兩者的角色將有所轉換。歐洲和美國深陷泥淖，在很多方面，西方已經取代了中國昔日處于不利地位的角色——經濟增長乏力、老百姓怨聲載道、國內政局裂痕難以彌合。簡而言之，西方需要幫助。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我們將首次看到一個謙卑的西方——英國、法國和美國正紛紛尋找通往北京的道路，他們希望中國能開放市場，希望中國能待他們如平等伙伴，希望中國能展現仁慈向他們伸出援手。

東西方不平等的局面已經持續(xù)太久了，但歷史似乎有某種糾偏機制。也許一方處于優(yōu)勢地位、一邊倒的局面將會重現，只是這次主角換成了中國，也許歷史不會如此簡單重復。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已經崛起，在與西方打交道時，中國將處于優(yōu)勢地位。但有一個問題將頗為有趣：世界各國能適應嗎？中國自己能適應嗎？其實，處于劣勢地位并非一無是處，處于優(yōu)勢地位也并非如想象那般美妙。全球主導地位意味著對全世界的責任，中國將很快體會到這一點。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3月11日日本《外交學者》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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