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外需不足和諸多不確定因素，我國在外資外貿領域面臨嚴峻挑戰(zhàn)。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lián)動效應”。

如何評估外貿結構性轉變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如何更好地應對地緣政治風險？俄羅斯抵御西方制裁的經驗帶給中國哪些啟示？針對這些問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世界發(fā)展研究所前副所長丁一凡做出以下解讀。

·外貿結構性轉變的原因

觀察者網(wǎng)：在全球經濟放緩、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外貿格局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轉變。2022年，中國前五大貿易伙伴分別是東盟、歐盟、美國、日本和韓國。日本、美國等目的地份額下降，“一帶一路”沿線國、俄羅斯、東盟等快速上升。這種外貿結構性轉變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zhàn)？

丁一凡：實際上，我國貿易出口結構一直在變化，否則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的貿易順差一直在擴大。如果中國還是像十幾年前那樣出口輕工產品、鞋襪玩具，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外貿規(guī)模。我們的出口貿易金額一直在增長，說明出口產品升級換代了，出口附加值越來越高了。

中國外貿出口一直在做結構優(yōu)化，特別是疫情這幾年來，有一個很大的變化，中國對非西方國家的出口，也就是對美歐日以外國家的出口越來越高，2023年已經超過了對美歐日國家的出口。這個現(xiàn)象背后有三個原因。

第一，中國需要出口多元化，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如果我們只依賴于過去美歐日發(fā)達國家市場的話，遇到地緣政治斗爭，可能會有麻煩。因此，這樣的布局很早就開始了，只不過這兩年發(fā)展得越來越快了，中國從2010年左右就開始出口多元化，以擺脫對發(fā)達國家市場的依賴。

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出口主要集中在發(fā)達國家。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發(fā)達經濟體出現(xiàn)衰退的趨勢，西方社會還爆發(fā)了嚴重的社會抗議活動，比如“占領華爾街”，中國的出口也隨之受到影響。后來，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也是為了應對出口下滑的趨勢，為開辟其他市場做好準備。

“占領華爾街”抗議者。 圖源：紐約時報

第二，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我們對非美歐日市場的出口大幅增長，這跟中國對外投資大幅增長有關系。

中國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建設港口、機場、鐵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礎設施，而這些國家本身沒有能力制造基建，所以中國承包項目，同時也出口機器設備。

從這個方面講，中國的貿易出口變化跟投資增長有關，而且出口的商品不是純粹的消費品了，我們出口很多機電機器設備，這些機器設備的附加值遠遠高過一般的日常消費品。舉個例子，中老鐵路或雅萬高速鐵路完全改變了當?shù)厝藗兊纳罟?jié)奏和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這些事情跟我們的出口和貿易結構變化都是有關系的。

第三，西方國家越來越把中國看做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因為中國在海外市場上的表現(xiàn)要遠遠優(yōu)于他們。中國是全球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遠遠超過美國、歐洲、日本。最近這些年，美西方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地緣政治的借口跟中國展開了貿易博弈。

比如，拜登政府上臺后，選擇繼續(xù)維持當年特朗普政府的關稅，這都是為了從其他角度跟中國搞貿易博弈，使得中國直接出口下降。

認真觀察中國出口貿易這些年的變化，比如我們的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南亞等地區(qū)，原本中國的產業(yè)鏈、供應鏈隨之轉移，原材料和半成品通過東南亞國家加工以后，依然流轉進入美歐市場。

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象，東盟國家現(xiàn)在變成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是中國對東盟的貿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終產品，而是中間產品。這些中間產品在東盟國家經過組裝，又出口到美國。從全球的貿易統(tǒng)計來看，中國對東盟的貿易出口增加，東盟國家對美國的貿易出口也在增加。

觀察者網(wǎng)：新聞上報道的所謂“越南制造”的崛起，背后也離不開中國強大產能的支撐。

丁一凡：從越南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里，有70%是從中國運過去的。這才帶來了所謂的“越南制造”貿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貿易量的上升背后是中國對越南出口量的增長。

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墨西哥，中國很多廠商把部分生產轉移到墨西哥，因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貿易區(qū)的成員，所以墨西哥出口到美國基本上關稅很低。因此，很多大宗商品、汽車類的工業(yè)制成品，都轉移到墨西哥組裝后，再進入美國市場。

如此一來，中國對墨西哥的出口貿易順差增長，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貿易順差也增長。最終，所有貿易赤字都積累在了美國頭上，過去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現(xiàn)在是美國對其他各個國家的貿易赤字，這就是國際產業(yè)鏈分工的結果。

觀察者網(wǎng)：作為連續(xù)4年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東盟，我們主要向東盟出口機電和音像設備（占到總額的37.5%）、賤金屬及制品、紡織原料及制品、化工產品等，這背后有哪些因素？

丁一凡：這背后有市場化因素和非市場因素起作用。市場化因素主要是比較優(yōu)勢的變化。比如，中國的土地價格現(xiàn)在遠遠高于東盟國家，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高于這些地方，有很多經濟因素決定了生產線和產業(yè)鏈會自動往那邊走。

另外一個非市場因素就是地緣政治，美國強迫中國的供應商必須搬走，給中國生產的商品增加關稅，或者明令禁止從中國直接進口商品。他們甚至因此自食其果，美國和歐洲以新疆人權的借口，禁止從新疆進口棉花，結果現(xiàn)在造炮彈都不夠了，因為棉花是炮彈的原料。

一些中國企業(yè)長期耕耘美國和歐洲市場，企業(yè)不太愿意輕易放棄原有市場，在地緣政治沖突的背景下，只好妥協(xié)把部分產能轉移到南亞、東南亞國家去。這樣的結果不僅是受到經濟因素影響，還有政治強迫因素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