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是全世界出版人心中的“麥加”，每年10月，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出版人都會相約來到法蘭克福書展“朝拜”，一起分析出版的趨勢，交流出版的經驗，洽談版權的交易，策劃全球暢銷的選題，更重要的是來體驗一種職業(yè)的榮耀與尊嚴。我第一次參加法蘭克福書展還是在1992年，那時我是香港三聯書店的總編輯，書展恢弘的規(guī)模令我興奮，大公司的展位個性鮮明，好書目不暇接，吸引我一個個場館、一個個展位駐足留連，細細觀摩，五天下來一雙新皮鞋的后跟竟然磨掉了大半。從那以后，每隔二三年我就要去參加一次法蘭克福書展，從那里汲取出版的營養(yǎng)，充實自己的頭腦，細細算來，我曾先后參加過六次法蘭克福書展了。但是，前幾次參加書展尤其是第一次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法蘭克福書展分明是西方出版人的國際俱樂部，東方出版人的地位十分邊緣，版權貿易幾乎是單向的，在書展上高談闊論、展示形象的也都是西方出版人，中國出版人似乎僅有頂禮膜拜的份。

這一次，2009年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給我的則是另一番景象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總體說來，法蘭克福書展較往年來說要冷清了許多，以前八號館（英美館）里熙熙攘攘、人聲鼎沸的情形消失了。據我的估測，八號館里高峰時期的人流至少比以往少了二成。不僅如此，一圈逛下來，失望的情緒不時冒出，過去那些令人艷羨的展位失色許多，大家新作難以尋覓，至于風靡全球、多語種、多版本的超級暢銷書好像確如有的同志所說僅是丹·布朗的《失落的符號》一種。不過，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也有亮點，那就是中國舉辦了一次精彩、成功、圓滿的主賓國活動。任何一位走進中國主題館的人都會受到沖擊和震撼，喚起對文化的崇敬和熱愛；600多項文化交流活動充分展示了中國文化和出版的無窮魅力和活力；2417項版權輸出合同則標志著中國出版業(yè)開始大步走入世界舞臺。全世界的出版商也似乎開始重視中國的題材。即使在八號館內，英美各大出版巨頭也都在中國概念上下了功夫。培生集團下屬的企鵝出版公司在其展場的燈箱墻內把包括《狼圖騰》、《色·戒》在內的20多種英文版的中國作家作品的封面整整齊齊排開，將正中央大紅色的“China”烘托得分外奪目；而圣智出版集團則將與我們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合作的兩個系列——“中國改革30年研究叢書”和“上海系列”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并配上了大幅的廣告。在五號館瀏覽時，我也驚奇地發(fā)現許多意大利、西班牙出版商的攤位也有中國題材的圖書。就連已宣布破產出售的意大利著名的美術出版社White Star的展場內，我也發(fā)現在其陳列的幾十種大型藝術畫冊中，竟然有三種同樣叫《中國》的不同畫冊。漫步在法蘭克福書展，不時聽到有人在議論，是中國的主賓國活動給這屆法蘭克福書展帶來了勃勃生機，中國出版人的臉上也都是喜氣洋洋的，充滿著自豪感。

然而，對我來說，最值得自豪的是，2009年10月14日下午，我們成功地在法蘭克福書展外的瑪麗蒂姆酒店舉辦了一場題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fā)展（1978—2008）”的大型論壇，奏響了“中國模式”的樂章。包括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菲爾普斯，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倫敦經濟學院教授阿塔·侯賽因，法蘭克福大學教授何夢筆，復旦大學教授史正富，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在內的中外政要和著名經濟學家在會上作了精彩的演講。這個論壇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推崇的“華盛頓共識”并非解決一切發(fā)展道路問題的靈丹妙藥，像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大國，必須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發(fā)展道路與發(fā)展模式。事實上，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發(fā)展的道路，值得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學習與借鑒，中國經驗對于豐富世界經濟繁榮的路徑和理論具有深遠的意義。

這個論壇的召開緣自我們于2008年底出版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研究叢書”。事情還得從2006年說起。那年8月，為慶賀“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出版20周年，并繼續(xù)出版好這套叢書，我們在上海浦東干部學院舉行了由叢書作者參加的大型出版座談會。林毅夫、樊綱、張維迎、盛洪、史正富、陳琦偉、史晉川、洪銀興、貝多廣、王新奎、蔡昉、袁志剛等50多位當年的莘莘學子如今的大牌經濟學家，均從世界各個城市和各種繁忙的活動中抽身而出，來到上海參加為這套曾經寄寓他們早年青春熱血與夢想的叢書所舉辦的座談會。會上，大家回顧了自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一致認為，總結這段歷史，揭示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和一般規(guī)律，乃至進行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是今天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賦予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機會和責任。史正富、陳琦偉、林毅夫、張維迎等建議我們組織策劃一套叢書系統(tǒng)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和模式，眾多的與會者均表示了參與這套叢書的意愿。我欣然接受了大家的這一建議。

會后，經與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商量，我提出了“中國改革30年研究與出版工程”的初步計劃，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與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共同組織實施。史正富教授還籌集了500萬元的資金，用于支持這個研究與出版工程。之后，我們從兩個方面開展工作：一是為保證“中國改革30年研究與出版工程”的質量，決定成立學術指導委員會暨叢書編輯委員會，負責特約研究員選聘、研究過程指導咨詢和研究成果的質量控制等工作。經廣泛征求意見，2006年底學術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林毅夫、樊綱、史正富、洪銀興等13位經濟學家和我組成了學術指導委員會，由史正富任主任。二是對“中國改革30年研究與出版工程”的課題作了細致的規(guī)劃，擬定了《課題指南》，設計了15項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的重大課題，涉及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遷、制度創(chuàng)新與經濟改革、公共部門與政府體制、農業(yè)改革與農村經濟、金融創(chuàng)新與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市場體系與經濟發(fā)展、企業(yè)改革與產業(yè)調整等，此外，還確定了課題資助辦法和撥款方式，課題的申請、評審與驗收流程等。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為保證建立一支一流水平的研究團隊，我們于2007年上半年開始面向海內外優(yōu)秀華人學者公開進行研究項目和書稿招標，引起了學界和業(yè)內普遍關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就有來自海內外數十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近百名學者參與了該項目的投標。學術指導委員會負責了課題申請書的遴選和評定工作，經反復篩選和論證，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單位的近30位經濟學家承擔了15項重大課題的研究和寫作任務。2007年7月28日，“中國改革30年研究與出版工程”課題中標發(fā)布會隆重舉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與中標的特約研究員簽訂了研究和寫作合同。

2008年4月，初步的研究成果即初稿出來后，學術指導委員會在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了項目中期評審會議，除全體學術指導委員會成員、特約研究員外，還邀請了央行副行長易綱、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等一批經濟學家，對中期研究成果進行評估。會上專家們對每項課題成果逐一進行嚴格的評審，課題研究員當場回應質疑，進行答辯。此后，每個項目的特邀研究員根據評審意見進行修改，到八九月份形成定稿。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保證書稿的質量，我們對書稿均采用匿名評審的方式，每個課題至少經過3位專家評審，并撰寫反饋意見，其中有部書稿先后重復評審了3次。書稿由我們集團所屬的格致出版社負責出版，書稿到后，該社全體人員同心協力，全力以赴，僅用了3個月的時間就于12月份將14種圖書一次性推出，獲得了學界和業(yè)內的廣泛好評，被認為是紀念改革開放30年學術質量最高的叢書之一。我也親自參加了此套叢書的決審工作，處理一些疑難問題。

2007年11月，我率團訪問美國，深入考察美國數字出版發(fā)展情況。在與美國各大出版集團交流時，我特地向他們介紹了“中國改革30年研究與出版工程”，并尋求合作出版英文版的可能。幾乎所有我造訪的出版企業(yè)都對這一工程表示出極大的興趣。美國圣智學習出版集團CEO羅納德·鄧恩先生向我提出，愿意將“中國改革30年研究叢書”英文版列入圣智集團的著名品牌“Gale”出版。Gale是世界領先的針對圖書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企業(yè)的著名學術品牌，以其準確和權威的參考資料出版物享譽全球。2008年10月，我們與圣智學習出版集團正式簽約，共同商定于2009年10月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期間，向全球推出“中國改革30年研究叢書”英文版，并配合英文版的發(fā)行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召開一個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參加的研究中國經濟轉型的學術研討會。

2009年2月，在新聞出版總署召開的“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我們匯報了“中國改革30年研究叢書”（英文版）的情況和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舉辦學術出版座談會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鄔書林副署長和張福海司長的充分肯定，并建議我們認真地策劃會議的主題，提高會議的規(guī)格，舉辦一個高水準的國際論壇，奏響“中國模式”的樂章。根據新聞出版總署的意見，我們在邀請高水平的中外經濟學家作為演講嘉賓的同時，認真地策劃論壇的主題，希望貼進西方學術界的敏感神經，解讀中國經濟成長的內在規(guī)律。

中國經濟自1978年以來至2008年平均9.8%的增長速度，以及伴隨而來的巨大的社會變遷和進步，為全世界所矚目，以至于“中國奇跡”已經被全球大多數經濟學家所認同。20年前，柏林墻塌、蘇聯解體后，美國學者佛朗西斯·福山曾滿懷激情地寫下了他那本聞名全球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一個人》，認為西方模式戰(zhàn)勝了最后的對手蘇聯模式，從此所有的國家將不容選擇地走上“西方之路”。中國的奇跡無疑顛覆了福山的結論。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同的人開始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理論研究“中國模式”，有的還試圖為中國的發(fā)展畫出一個“路線圖”。西方主流媒體把中國的奇跡歸結于廉價的勞動力、外資的推動、出口的拉動，以及威權政府，意在否定“中國模式”對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意義。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內生增長理論來解釋，由此鼓吹在中國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西方政治學家普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窮人的信仰，只要經濟發(fā)展催生中產階級，中國的政治體制必然回歸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們認為，“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的民主化是發(fā)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唯一路徑。我們的不少經濟學家雖然看到了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實驗和創(chuàng)新，但卻把它歸諸于經濟轉型時期的過渡做法，認為中國的發(fā)展最終會走向“華盛頓共識”。

由此看來，中國的發(fā)展和中國的模式已經不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它開始具有了世界的意義。但是，在我看來，中國奇跡的發(fā)生并不像上述幾種解釋所說的那樣，而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邏輯，值得在更高的層面上加以認真的探討。于是，在與史正富教授商量之后，我們把論壇的主題定為“解釋中國奇跡之謎”，因為新的歷史已經開啟。我們把設想轉達給應邀出席論壇的各位演講嘉賓，得到了他們的認同和支持。這些大牌的經濟學家開始認真地準備他們在論壇上的演講。在法蘭克福的瑪麗蒂姆酒店，臨演講前，我們看到菲爾普斯教授、侯賽因教授還在修改他們的演講稿，力求至真。

論壇舉行的那天，200多位中外嘉賓出席了會議，除了柳斌杰和施羅德外，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中國駐德大使吳紅波、德國駐華大使施明賢等政要也前來參加會議。柳斌杰署長和施羅德前總理先后在會上致詞，闡述了他們對中國奇跡的理解，獲得了與會經濟學家的共鳴。尤其是施羅德前總理在致辭中高度評價了中國近年來的進步，高度認同中國和歐盟之間的戰(zhàn)略互惠關系，認為強大的歐洲不應該把強大的中國當作對手，而應該當作伙伴。施羅德還稱贊中國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務實態(tài)度，指出這種態(tài)度使中國在包括緩和臺海矛盾等許多議題上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大家都認為，這是歐洲政治家近期關于中歐關系最具積極意義的重要講話。

6位經濟學家在演講中則運用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總結了中國改革30年的發(fā)展歷程，揭示“中國奇跡”發(fā)生的內在原因；同時，展望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以及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菲爾普斯教授從西方倫理學的基本命題——人類追求幸福出發(fā)，闡述了創(chuàng)新與企業(yè)家精神的深刻意義，充分肯定了中國自經濟改革以來創(chuàng)新的不斷涌流，并建議中國為創(chuàng)新與企業(yè)家精神的進一步解放創(chuàng)造體制條件。

林毅夫教授以發(fā)展經濟學的前沿視角分析了“中國奇跡”的成功之道。他認為中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既糾正了違背比較優(yōu)勢的激進跨越，又避免了東歐一些轉軌國家的經濟休克。中國依據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比較優(yōu)勢，漸進推動產業(yè)升級。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張不同，中國政府在此發(fā)展過程中一直發(fā)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試圖總結出基于中國和若干東亞國家發(fā)展經驗的新的發(fā)展經濟學理論，為發(fā)展中國家提供參考，并為經濟學理論本身做出貢獻。

作為60年代曾以外國專家的身份在中國工作過的著名經濟學家，侯賽因教授既總結和贊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偉大成就，又對中國完成現代化的必要步驟以及面臨的挑戰(zhàn)提出了建議和對策。

何夢筆教授則從社會心理建構與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對中國人的價值觀進行了饒有興味的獨到分析。他不無驚異地發(fā)現，中國文化具有一種極其獨特的長遠眼光，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懷著一種樂觀精神，而這便意味著大膽嘗試與創(chuàng)新的勇氣。

史正富教授從中國地方政府作為改革主體的角色出發(fā)，分析了中國改革的內在邏輯及其獨特道路，指出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在于改革治理的三元結構與三維的市場經濟。

陳平教授尖銳地指出現有的認識框架都無法恰當地解釋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中國實踐以其充沛的生命力與突破陳規(guī)的發(fā)展路徑，為人類經驗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同時向人類的自我認識提出了挑戰(zhàn)。他認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經驗在于：一是混合經濟的健康發(fā)展，遠勝于東歐的全面私有化；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遠超過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三是政府和企業(yè)發(fā)現，市場是國際競爭的手段，而非戰(zhàn)略主宰；四是創(chuàng)造了市場經濟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五是發(fā)展了新的公平模式。

論壇的氣氛非?；钴S，專家之間以及專家與聽眾之間展開了有效的互動。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維為特地從瑞士趕來參加論壇，并提出了“中國式學習、創(chuàng)新路徑”的問題與演講嘉賓一起討論。國家外文出版局局長周明偉告訴我，會后著名主持人楊瀾問及林毅夫教授對這次論壇的評價，林毅夫說到，這是一場很有水準的論壇。

這場高層次、高水準的論壇受到了中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并引起共鳴，CCTV-1“新聞聯播”、CCTV-4“中國新聞”都在第一時間發(fā)布了論壇新聞，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都給予了大篇幅的報道；鳳凰中文臺不僅在第一時間發(fā)布了會議新聞，還對參加論壇的經濟學家進行了專題采訪和報道；德國最有影響的明鏡周刊集團旗下的《經理人》雜志第一時間發(fā)表了評論；德國的《證券報》、意大利的《經濟日報》也分別就此對我作了專訪。論壇結束后的第四天，我們在互聯網上用谷歌的搜索引擎打入“法蘭克福書展中外經濟學家論壇”主題詞，竟然得到了6670條信息反饋，可見論壇的影響之大。

成功舉辦了這場關于“中國模式”的論壇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說說“西方模式”在全世界發(fā)展中國家推行的狀況。人們都不否認，西方走向現代化的模式是人類偉大而成功的探索之一，但是西方模式畢竟是在西方的歷史、文化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有著它自身的局限性，盲目地移植會帶來諸多的不良反應。張維為教授曾經走訪過100多個國家，他告訴我，至今他還沒有找到發(fā)展中國家通過執(zhí)行“華盛頓共識”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西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謂的“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減少政府的作用，結果使非洲的國家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一般認為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艾滋病嚴重失控的主要原因。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一直被西方贊美為非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但它離現代化的目標依然是那么遙遠，4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均壽命只有40多歲。俄羅斯相信了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的“大爆炸理論”，推行“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華盛頓共識”要求發(fā)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后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使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了20年。

西方否定“中國模式”的最重要依據在于，中國是非民主國家。其實，他們錯了。對待民主的基本認同，我們和他們一樣，也認為民主政治雖然并不是最好的政治體制，但卻是人類社會目前所能發(fā)現的最好的政治體制。問題在于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實現了真正理想上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經進入困境，不能履行它在邏輯上應該履行的功能，至于那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的狹隘、僵化的民主觀當然更不適合中國的發(fā)展階段和國情，中國人需要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探索自己獨特的民主發(fā)展道路。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國政府一直在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方式，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相信經過不懈的努力，一定會后來居上，建立一個繁榮與和諧的新型民主社會。

我們肯定“中國模式”，并不是說中國的發(fā)展已經盡善盡美。事實上中國在發(fā)展過程中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峻，需要認真地加以解決。例如，政府干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難以發(fā)育起來；某些體制改革滯后，導致行業(yè)壟斷和腐敗滋生；我們在生態(tài)、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險等方面均還存在不少問題亟待解決，這些問題還可以列舉更多。在這次論壇上，阿塔·侯賽因教授專門就中國今后十年至二十年所面臨的急迫解決的諸如社保體系、流動人口、教育衛(wèi)生、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并加以改進。“中國模式”需要在解決自身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完善和提升。

當今世界，“中國模式”顯然還演變成了一個事關改寫人類社會發(fā)展理論的偉大事業(yè)，所以它在某些西方人眼里總是看不順眼，這也不是，那也不好。但是，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在其《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針對西方人士對中國的種種指責所言：“不要告訴我什么不對……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么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他甚至還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這個問題：“一個跳高的人，專家認為他不懂得跳高。他走得蹣跚，姿勢笨拙。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紀錄。這個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對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人做得更對。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內容上，這就是中國的問題。”由此說來，重要的問題在于，歷史要求我們總結“中國模式”，歷史更要求我們譜寫“中國模式”新的篇章。這就是我參加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的感想。

原載《文匯報》2009年11月22日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出版往事》）